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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熙眼中,废立太子是皇权不可分割的部分,官员绝对不能染指,明朝官员借此兴风作浪实际上是对皇权的严重侵犯,是明朝亡国的重要原因。因此,他认为王等奏请复立太子是“意欲摇动清朝”,并威胁道:“朕并无诛戮大臣之意,大臣自取其死,朕亦无如之何?”
万历不幸的遭遇,使康熙看到维护皇权完整性与独立性的重要,而明朝在万历之后的衰亡则成为其抵制文官压力的坚固盾牌。
(四)康熙遗训的影响
康熙对明朝经验与教训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并将其作为统治策略一一贯彻到自己的政治实践之中。其中对有清一代政治影响最为重大与深远的无疑是对文官的压制。这在事事效法皇祖的乾隆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乾隆曾明确表示:《圣祖仁皇帝实录》所载“言路不可不开,亦不可太杂,明朝国事,全为言官所坏”之谕,乃亿万年训行之准。并且他在对待官员言事问题上与康熙的立场如出一辙,都认为国家用人,其权断不可下移。官员绝不能以言论干涉皇帝的人事权力,只能对“所用之人,或有不当,所行之政,或有缺失……尽绳愆纠缪之责。”
乾隆直至晚年仍效法康熙以明末党争为由,抑止官员言事之权。五十五年(1790),学士孟生蕙因以开采硫矿有伤地脉,请求停开昌平州硫矿一事,遭乾隆严叱:“此等重语,在杨继盛参严嵩,杨涟参魏忠贤用之则可,今有其人有其事乎?明朝科道朋党恶习,好为虚词,激成廷杖为荣,以致屋社,终无益于国。”可见,乾隆也始终以明亡为戒,防范并抑止文官的权力,时刻不忘保持皇权独尊的地位。但此时这一做法是否又预示着一个“万马齐喑”时代的到来呢?这是康熙遗训的另一层影响,也是清朝对明末弊政矫枉过正的历史命运。
三、余论
康熙从自己的见闻和立场出发,构建出明代君主两样截然不同的面相,同时也着力渲染明末文官恶劣的政治形象。这事实上充分表达了他自己的政治立场、态度与理念,是其构建清朝统治合法性的重要理由与手段,同时也显现出清朝皇权强化的总体趋势。
如何评断前朝是中国历代开创之君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能大加利用的问题,对于确立统治合法性、重建皇权至关重要。就以明太祖为例,其在北伐檄文中即以“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文化正统者自居,后又鉴于“元氏昏乱,纪纲不立,主荒臣专,威福下移”,借胡惟庸一案,断然将行之近二千年的丞相制度彻底废除。与之相比,康熙在评论明朝政治得失时则处处都显得小心翼翼,对其制度、文化的态度也相对温和。若将康熙的评论与是时士人的反思与检讨相比较,则会发现康熙与他们的分歧在于,前者坚守明太祖开创的政治传统,而后者却欲重返历代君主、尤其是明太祖“施暴”前的“三代之治”。
但康熙以铁一般的明亡史实一再强调明太祖强权政治的必要,以此压制汉族士大夫的话语权力,但是他们对明朝暴政的激烈批判,也让以“外夷”身份君临华夏的康熙认识到明太祖的政治恐怖无法继续,必须采取相对温和的文化态度和统治方式。在这种对抗与妥协之中,最终汉士大夫不得不接受“取法其上,得乎其中”的结果,而康熙却得以顺利地建立起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并以较为温和的统治方式成功地接续和实践了明太祖皇权“无限化”的政治理念。而明朝君臣的形象,却是康熙在这一博弈过程中的重要筹码,其作为工具的意味似乎更为强烈,但随着清朝合法性的逐步确立,工具色彩逐渐消退,价值意义渐次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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