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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生态智慧价值取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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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品举目皆是。人们从中体察造物主之生意，领略自然宇宙的生物气象，得到大自然的仁爱，“与天地同流，与万化同归”(孟子语)，“与天地同寿，与日月同光”(屈原语)，使人的精神境界达到出神入化，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更加完善和完美。人与自然能和谐相处，人不是被动的、消极的，而是主动的、积极的。因为在“天——地——人”这个整体宇宙系统中，人居其中起着重要作用。人与天地既鼎足而立，又与天地合而为一；既受天地自然的制约，又有驾驭、统领、管理天地自然的本领。人能够统合天地，弥合天地自然之不足。这里特别强调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大自然的创造力，不是盲目的、不是功利性的、不是强制性的、不是破坏性的，而是“顺天应时”的。即通过对天地自然规律的体认和把握，加以巧妙地开发和利用。荀子强调做事要“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则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矣。”(《荀子·天论》)。《周礼·考工记》则认为：“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这个“巧”字，就包含着人类的智慧，或者说早期的科学技术。中国人做事向来强调天时、地利、人和，既要尊重客观规律，又要重视人的积极因素，如是，则可“事半功倍”、“巧夺天工”。
由上述基本观点出发，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独特的自然价值取向：
一是从对大自然的和谐观念出发，引出对大自然的亲近、友好、爱护之情。天人合一、天人相通的观念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结构的重要一端。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生存中，山林是文人士子最重要的精神家园。陶渊明所描绘的桃花源已经溶入中国人的精神谱系中，成为后世文人一个挥之不去的梦影。高官巨贾也罢，文人骚客也罢，“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始终是他们魂牵梦绕的向往。宦海沉浮，名利得失，世事荣辱，人情悲欢，原不过是过眼烟云。只有在山林的啸声中，疲惫的心灵才得以慰藉；只有在田园的翠色里，紧张的精神才可能松驰。“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所以，范蠡功成后即归隐山林，泛舟于西湖；王维位居右丞，还是常常“怅然吟式微”；苏轼文坛泰斗，官至翰林，却也时时想“江海寄余生”；就连壮怀激烈的岳飞，也流露出“痛饮黄龙”后解甲归田的意愿。
二是由对大自然的热爱又进一步推及到保护大自然。儒家的仁爱，是待人与接物的统一。由仁爱而引发的社会管理原则和处世准则，基点在于保障人事的和谐，进而推及保障人与自然的和谐和保障大自然内部的和谐。如荀子提出的“群道原则”即包含人、自然及人与自然之间三个方面的和谐平衡，他说：“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荀子·王制》)。善群就是善治，群道当就是治理有方。同时，荀子又主张对大自然的取用要和养护相结合，建立合理的生态结构，要畜养杀伐不失其时，注意保护自然资源，他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只有保障人与自然资源之间两者相持而长，才能使“相食养者不可胜数，固有余足以食人”(《荀子·富国》)。
保护生态平衡的思想，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中尤为突出。如农业的撂荒、休闲、轮作等，都是用养结合，维护农业生态平衡的重要措施。中国历代五朝，都注意防止滥捕、滥伐、滥杀。据《礼记·月令》记载，每年的春季，当草木繁茂生长之时，政府都采取“祀山林川泽，牺牲无用牝。禁止伐木，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无竭川泽，无漉陂地，无焚山林”等项保护生态环境的措施。在中国的传统中，植树造林，修桥补路，一向受到人们的赞扬，大力提倡。历代政治家也都注意植树造林。如汉宣帝时渤海太守龚遂劝民务农桑，三国时魏郡太守郑浑令百姓植树为篱，北魏孝文帝《均田令》中对植树的具体规定，明初朱元璋令屯边军士每人植桑百株，近代孙中山更是大力倡导植树造林，至今我们仍把孙中山逝世的3月12日定为植树节。
三是在人与自然和谐观念下形成了有着真正经济学意义上的超然卓识的财富意识。在中国人看来，财用出于山川，百物生于大地，大自然所提供的一切，包括山川、河流、海洋、草原、森林、空气、阳光等，即现代人讲的整个生态环境，都是宝贵的财富，都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恩赐。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大自然默默地为人类提供着丰富的生存资料，具有奉献者的美德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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