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老子生态智慧价值取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图) |
 |
|
|
的居住意义时，这一范围便向我们显示了自身。”海氏以哲人的敏锐看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是以焦虑的心态来纠正人类自己设下的误区。在他看来，人类反自然的结果只能是自食恶果，要想达到和谐(居住的理想境界)就必须终止人对自然的功利行为，换言之，人类应该用自己的聪明智慧避免自然界进化链条上的断裂，通过和解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诗意境界。具体地讲，这就是他面向文学，从诗人荷尔多林那里获得灵感，提出了“诗意地居住”的理想境界。要达到海氏“诗意地居住”的理想境界，人类就要有勇气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向度，向客观向度靠拢。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将人的价值向度由向自然索取，转化为平等存在的客观向度，通过取消人对自然的主宰意识，将自然视为平等对话与交流的伙伴，进而将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价值实现改造为人类不能离开自然而存在、不能离开自然而发展的价值理念。亦即短暂者(人类)在大地上居住时，应淡化功利，向非功利靠拢，将人类文明的创造与观照自然界的生存方式结合起来，以协调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生态环境和生存方式。
环境伦理观是可持续发展的中介。它是由老子的“生态智慧”到“生态文明”再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只有人人皆牢固树立环境伦理观，才能在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下，逐步实现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的建构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使人在进行自己的行为时，会发自内心地自觉考虑和顾及自己的行为对他人、社会、后人和生态环境的影响，从而实现这几者的和谐互惠共生为目的的。环境伦理观的产生将伦理学的视野从人与人之间扩展到了人与自然之间，不仅丰富了伦理学的基本思想，而且扩大了人的责任范围，为人类重新认识自身的价值和意义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尺度。人的一举一动被放到了人——社会——自然这一大的坐标系之中，使得人能够逐渐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多面整体的认识和把握，对人类行为可能给自然界造成的多种结果进行全面的认识和把握，以及对人类所应承担的对自然的责任和义务进行整体认识和把握，为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使人们有一种全新的环境道德观，以此来约束人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协调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
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伟大目标，并且把它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一起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大奋斗目标昭告世人，并付诸实施，体现了海纳百川，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宽广胸怀和勇于开拓、敢于创新的宏大气魄。由老子及其以降的“生态智慧”到中国共产党人倡导建设“生态文明”，标志着中华民族认识自身与自然界关系上的一次重大的质的飞跃。“生态文明”观念既是对老子以降中国古代文明观念精华的吸取，又是站在21世纪全人类面临生态不平衡诸多挑战的角度，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个问题上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从传统工业文明向新的生态文明转变，是一场文明革命。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是进化与分化的统一。新的文明形态问世并不完全消灭旧的文明形态，而是以新文明对旧文明的改造并使之成为新文明的要素、因子。与此同时，还必须看到，新文明取代旧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场革命，它要求改变目前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方式，形成新型的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服务业等一系列生态产业；要求改变不平等的充满生存斗争的社会关系，形成理性的平等合作的社会关系；要求改变物质性的无限膨胀人的物质欲望的过渡消费的生活方式，形成有助于丰富人的精神世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适度消费的生活方式。可见，生态文明的崛起将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革命，是一场人类文明史的伟大创新运动。中华民族应该在这场新文明革命中有所作为，将最伟大的创新成果奉献给人类。
(三)老子“生态智慧”是“生态文明”建设中实现生态化转变的价值准则。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中，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实现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特别是人的思想观念的生态化转变，而老子“生态智慧”则为实现这种转变提供了基本的价值准则。
一是变人在自然界之上为人在自然界之中。人类一诞生，就被置于与自然对立的位置上，受自然界奴役；与此同时，人作为万物之灵，又以其特有的能动性开始了改造自然的历史，其能力成为衡量社会进步的客观尺度。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人类在“征服自然”的凯歌声中，不仅能严格控制其他生物，亦能在更广阔的层面上改造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