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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生态智慧价值取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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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怎能再去贪得无厌地掠夺呢?至于人们通过各种手段聚敛的钱财，与大自然所拥有的巨大财富相比，简直微不足道，不值得去贪婪地追求，因为那样不但损害人的美德，而且也妨碍了自然生命的完善。所以，中国人向来崇尚节俭，反对奢侈浪费。这种民族性格应该说是中华民族基于对自然财富的价值取向而形成的一种高度的、超越现实物质享受的民族自觉，是对大自然的深层次的文化认同。这种自觉和认同把物质财富的增长、经济的发达、社会的发展，都置于人与自然持久和谐、共同增长、共同丰富、共同完善的原则下，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中国长期存在的“均平”思想，不单指人间分配的均平，应当还有更深层次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均平，强调人对自然财富的取用要有节制，要与自然财富的增长相适应，以达到人与自然同步、和谐、持久地共同增长。
四是中国人对科学的价值判断来自对自然的价值取向。中国人认为，发展科学技术的目的在于体认人与自然宇宙的关系，在于把握人在天地自然中的地位、作用和命运，在于完善人的心灵，也在于完善自然生命，更在于人与自然的持久和谐。如中国的天文学，目的在于体认天的客观规律，使人更好地适应之；农学则在于认识地理及四时的变化规律，人们适时地运用这个规律，使万物得以繁盛，这一方面丰富了自然生命，另一方面也为人类自身生命的丰富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证；至于中医学，更是把个人小宇宙和整体大宇宙相联系，调整人体与自然的错位，找到医治的方法，寻求养生之道。同时，中国很早就注意到了科技的负效应问题。道家的返朴归真思想，庄子提出丢掉功利意识，不为物质所役的思想，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科学技术的反动。它是世界上最早体察和预见到科技负效应的理论，只不过是一种早熟的、超前的理论。但它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才智，有其合理的内核，对净化人生、防止科技的非伦理化有着深刻的启示。
人类精神生活的最高追求是真善美，但在追求中又有各自民族的特点。中华民族总的来讲，是追求善美真，把善放在第一位。善的涵义不单在于人间的善，还在于自然生命的本善，更在于深层次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和善。因此，善是最博大的、涵盖一切的。科技发展的最高价值判断，只能是善。吸取老子“生态智慧”价值取向的精华，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是把善作为科技发展的最高价值判断标准的。它体现了中华民族、也体现了整个人类对自身命运和自然命运的终极关怀。
老子“生态智慧”价值取向的影响还穿越时空，及于域外。
老子“生态智慧”价值取向作为一种以天人合一、天人和谐、天人相通为特点的整体思维方式，已穿透历史的重重帷幕，跨过时空局限，对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产生重大影响，并由此而引发了一场皆在重新确立人与自然新关系的关于自然价值观或宇宙观的革命。
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家园观念同样是以自然环境做底子的，生态学Ecology一词本就是从希腊语词根“Oikos”(家园、住所意)演变而来。彼得大帝在圣彼得堡的冬宫，由于地处市区，无法像他的夏宫那样遍植大树，或许仅仅是由于离不开树木的原因，竟把整个屋顶装成绿色，远远望去，特别是从高处往下看，宛如一片森林。由此看来，在人类的精神殿堂，从来不缺乏大自然的位置，人类或许从一开始，就知道绿色是生命的颜色。圣雄甘地说：“地球可以满足人类的需要，但地球满足不了人类的贪欲”。在人类追求更丰裕的物质生活的过程中，在由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的过程中，森林锐减、物种灭绝、沙漠蔓延、干旱频繁、水源污染、酸雨肆虐、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加剧，人类有史以来从未遭受过大自然这样无情的报复。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人类对大自然的每一个胜利，都遭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复。严酷的现实促使西方的有识之士把目光投向中国，投向中国以老子“生态智慧”价值取向为基准的传统文明。
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考察了中西文化之后，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他认为，中国文化的理性主义是对世界的合理适应；西方文化的理性主义则是对世界的合理宰割。应该说，中国文化的自然价值取向，对当代的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是适应的，因而是合理的；西方文化的自然价值取向，对世界的宰割，特别是对大自然的宰割是确实的，因而是不合理的。英国当代生态学家爱德华·戈德史密斯把人类对大自然功利性的宰割称之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由于这场战争，“大自然在崩溃、在衰亡，其速度之快以至让这种趋势继续发展，自然界将很快失去供养人类生存的能力。”(转引自1991年4月19日《人民日报》)。当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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