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约了几个朋友,商定一起出来打天下。他们在报馆的印刷厂工作多年,熟谙此道,遂萌生了自办印刷所的想法。
他们的创办协议签订于1896年,原来拟定的资本金是4000元,每股500元,分8股。后来只募集到3750元,认股者分别是:沈伯芬2股,计洋1000元;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咸恩之弟)、徐桂生各1股,计洋各500元;高凤池、张桂华、郁厚坤各半股,计洋各250元。用这3750元买来的几台简陋的机器,1897年2月11日,中国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出版机构起航了。
既名“商务印书馆”,原意也和今天多如牛毛的印务公司一样,只是想接一些招牌、票据、账簿、传单之类的业务。但创业维艰,上海这个首屈一指的繁华商埠竞争尤其激烈,当时夏瑞芳“一身兼几个职务,从总经理、校对、式老夫(收账)、买办、出店(供销)为止,一个人都得做”。身体上的劳累不算什么,为难的是资金短绌,“临时添办些材料工具,如青铅、连史纸等,往往欠账”。然而,戮力同心总能克服一时的困难,这个小作坊渐渐地有了起色、上了正轨。
19世纪末勃兴的思想文化观念的革新浪潮也给商务印书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高凤池的《本馆创业史》说:“甲午失败之后,痛定思痛,变法自强,废科举、兴学校,差不多是朝野一致的主张。正是维新时代,小印书坊设得也很多,机会极好,所以说商务的成功半由人事半由机会。”与此同时,上海开埠后发展神速,无与伦比的经济地位和相对宽松自由的言论空间,也使它成为了西学东渐的桥头堡和向来不满现状的中国文人的渊薮。这就为商务的乘风破浪开辟了广阔的世界、储备了充足的人才。
成功的企业家往往都是不安本分的,他的想法决定着企业的高度。从这个角度而言,夏瑞芳的卓识和胆略也决定了商务未来几十年的命运。1898年,夏瑞芳敏锐地觉察到,华洋杂处的上海滩的求新求变的人们对于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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