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司令盐泽幸一说:“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这两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这固然从反面印证了商务对中国文化举足轻重的地位，却也使它付出了无可弥补的惨重代价。
1937年，“七七事变”后，战云笼罩，王云五和张元济商议，拟采取在租界设置临时工厂、扩充香港印刷厂、在内地新建若干工厂等措施。随后决定将总管理处迁往长沙，并在长沙建立匹配的工厂。“八·一三”事变爆发前，商务的精良设备已运往长沙。但次年11月长沙大火，商务的工厂和设备烧毁殆尽。遭此重创，商务不得不西迁重庆。
八年抗战，商务流离转徙，众多出版计划被迫搁置。及至胜利，亟待重整河山的它却面临着群龙无首的尴尬。热衷政事的总经理王云五战时频频参政议政，此时去意已决。1946年，王云五辞职，李拔可、胡适均辞商务之请，继任者朱经农才略殊逊于王，商务的恢复远滞同行之后。其后几年，内战爆发，民生凋敝，经营环境日趋恶劣，年事已高的张元济亦无力回天。至1948年底，商务再无新书，刊物亦多停办。据统计，解放前商务的出版物达到15116种。
1954年，商务迁京，公私合营。1958年，中央决定，商务“以翻译外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为主，并出版中外文的语文辞书”。
多年后，商务的众多分馆已随历史而湮灭无踪，所存的只有大陆的北京商务印书馆，以及香港、台湾、新加坡、吉隆坡等四家。它们虽曾同祧一祖，但如今已不相隶属。不过毕竟是同气连枝的兄弟，1993年，五家公司共同出资创立了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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