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后，他发现商务同人的待遇“在世界各国中实居上乘，而管理方法实居下下”。1931年2月，虽然遭遇反对，他还是“于不动声色间”推行起他的“科学管理法计划”。更见胆魄的是，1932年商务印书馆被炸后，为了复兴，他提出总馆总厂停业，约4000名职工一律解雇，而总经理和经理也辞职。但半年后的8月1日，在他和张元济的领导下，在他的“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的激励下，商务顽强地复业了。

任职期间，他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主编了《万有文库》一集、二集和《丛书集成》初编、二编、三编等大型丛书。其中《万有文库》两集合计1700种，共4000册。气魄之大，正如他在此书缘起中所说的，“使得任何一个个人或者家庭乃至新建的图书馆，都可以通过最经济、最系统的方式，方便地建立其基本收藏。”

自张元济入馆之后，商务印书馆就和文化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张请文化人来编书、译书，又为文化人出版著作、译作。从此，商务印书馆也就变成了“文化”印书馆。从《商务百年大事记》上，我们可以看到一长串先后走进这座满溢书香的文化重镇的文人学者的名字:夏曾佑、蒋维乔、杜亚泉、孟森、陆费逵、郑孝胥、章锡琛、李拔可、胡愈之、茅盾、郑振铎……而与商务发生过关系的作者和译者更是无法计数。

值得一提的是，陆费逵1912年离开商务创办了中华书局；章锡琛则于1926年和弟弟章锡珊合办了开明书店。而不在名单中的1917年创办世界书局的沈知方更是很早就进商务的老员工。后来，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迅速崛起，成为商务最大的两个竞争者。就这样，商务孕育了上海乃至全国繁荣的出版业，也培养了日后难缠的竞争对手，而与中华书局的竞争尤为激烈。中华处处不甘落后，比如，商务出《辞源》，它就出《辞海》；商务出《四部丛刊》，它就出《四部备要》；商务出《百衲本二十四史》，它就出《聚珍仿宋版二十四史》。杂志也不例外，商务办《东方杂志》，中华就办《新中华》；商务办《小说月报》，中华就办《中华小说界》；商务办《儿童世界》，中华就办《小朋友》。总之，中华不计成本，针锋相对，更不考虑结果，但求气势不输给商务。如此缠斗，煞是刺激，有时难免也会两败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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