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广平：你论及鲁迅时，曾经如此立论：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不但没有把自身的文化追求和价值取向贯彻到社会意识层面上，而且连他们自己，也很难尽人生的全程来承担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应有的文化追求和价值取向。像鲁迅那样终其一生承担着中国现代文化使命的知识分子，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为什么几乎竟成了一个孤例。你是否同样是因为意识到自己的现代文化使命，从而对鲁迅展开深刻的研究，继而开始转向对中国文化的整体性研究？

　　王富仁：中国有两千年的文化，知识分子的文化，但中国又是一个文盲大国。少数的知识分子积累了丰富的文化，但这种文化又与广大的社会群众没有关系。直至现在，在中国，主动读文学书的人仍然少得可怜，读社会科学著作的人就更少。中国知识分子在出名以前，在青年时期，大都是很有抱负的，也关心社会，认为只要自己掌了权或者发了财，一定不会像现在的官僚和富豪一样，一定能够把社会治理得很好，但一当自己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就知道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渐渐也就走上了老路。成了精英知识分子的，可以在书本里讨生活了，就不太关心现实社会的问题了，更不愿因一两句在社会上未必能够发挥实际作用的话而得罪了自己不敢得罪的人。

　　当然，鲁迅似乎是个例外。除了一些客观条件之外，鲁迅之能够走通自己这条路，与他的文化意识有很大关系。他不太像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有时将自己的“文化”想得太神奇、太重要；有时又把自己的“文化”想得太卑微，太不重要。所以，在文化界，鲁迅不抢上座，不树旗帜，只找自己愿意做的、能够做的事情去做，但只要做，他就认真做，绝不马马虎虎，敷衍塞责。我认为，这就是他为什么成了唯一沿着“五四”新文化的方向走到了底的一个中国知识分子。

　　我之所以研究鲁迅，是因为我自己没有太大的才能，也没有鲁迅做人的骨气。我出身农村，对现代城市社会素无了解，政治更像我头顶上的“天”一样，高不可攀，是依靠鲁迅和一些外国文学作品才对社会有了一点了解。中国社会为我提供了一个写文章的机会，我就心满意足了。从小没有做过当大官、发大财、成大名的梦，所以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很低的，低到了一个尼采所说的“末人”的程度。但有一点，我很自信，就是我爱我的学生。我教过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带过硕士生、博士生，我不认为我的教学有多好，但我真心爱他们，愿意他们有一个较好的前途。我的一生，特别是前半生，活得很艰难，幸亏我极早地读了鲁迅，使我在最艰难的时候也没有倒下去。我也希望鲁迅能够成为我的学生们的精神支柱。我自己没有什么成熟的思想，我希望他们通过鲁迅作品的阅读和体验，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人，有人格的人，既不要无端地侮辱别人，也不要无端地受人侮辱。活得像个人的样子。

　　我们没有鲁迅的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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