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广平：我认为，一种宏大的意识与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或谓之当代鲁迅式的拓荒者精神，是您能够在世纪之交保持一个知识分子高标的根本原因。没有一种学术精神上的独立与自由，也就无法使您的学术之路延伸到现在并日渐宏大磅礴。

　　王富仁：还是一句话，不要忘了鲁迅。实际上，中国当代文化中的几乎所有问题，在鲁迅作品中早已有所表现、有所论述、有所针砭。正像李泽厚所说，《鲁迅全集》是个百科全书，但我们的国民、包括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并不想读它，读了也不敢正视它。这是个悲剧。

　　我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原本应当是中国当代文化的一个喜剧，权力文化发展到极致，自身的问题自身无法得到解决了，这时正是中国知识分子调动自己思想的能力而为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开辟出一个新的境界的时候，但大家不想做坚韧的努力，连先锋派知识分子自己也抢着树旗帜、立山头、乱抢一气，上世纪九十年代原本应该是中国当代文化的一幕正剧，在英国有密尔顿，在俄国有普希金，在中国有鲁迅后期的杂文，都是在大致相同的历史情景下产生的伟大文学。在这时，权力文化转化为商业文化，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开拓自己的精神文化的大好时机，但中国知识分子却抢在中下层社会群众之前而进入所谓“消费时代”，不但自己千方百计地消费别人，也让别人尽情地消费自己，在中国社会上成了一个只会插科打诨的阶层，演出的是一幕滑稽喜剧。我们祭起1927年之后林语堂的“幽默”，却肆意贬低同一个时期鲁迅的“讽刺”，荒唐到了连自己最起码的艺术感受力也横加蹂躏的程度。当然，这说的不仅仅是别人，也是我自己。我们没有鲁迅的骨气，我们患的是软骨病。

　　“国学”不仅属于古人

　　姜广平：你近年所提出的“新国学”是一个全新概念，在学界引起了一些争议。你长期以来主要从事鲁迅研究，对于新国学的关注，肇始于何时？又是何种原因促成您在这条学术之路上开掘的呢？

　　王富仁：最早萌生这种想法，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中国文化研究》编辑部召开座谈会，出席的有各个方面的文学研究专家。在会上，照例谈到中西文化、古今文化的关系。我突然想到，我们这些中国知识分子，彼此都是平等的，文化大革命中大都受到过冲击，但学术研究刚刚兴起，彼此就因为研究对象的差别而弄得没有共同的语言。这又使我们想到，在我所任教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不同学科的教师有着不同的教学内容，但所有这些内容，都是讲给同样一些学生听的。这使我突然领悟到一个道理，即不论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还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外国文学研究、文艺理论研究，在我们的文学院，都是为培育新一代的文学学科的大学生而开设的。这扩大到整个中国文化，扩大到全部中国文化的不同学科，只要是在中国，不都是为了塑造中华民族的一代代人而存在与发展的吗？到后来，国学越炒越热了，并且一直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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