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广平：“新国学”与以往的“国学”相比，到底有何区别呢？譬如，与章太炎和王国维他们的国学观相比，您的新国学到底有哪些不同？

　　王富仁：以往的“国学”是一个既成的、封闭的、凝固的概念，而“新国学”则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不断发展和流变的概念。在以往的“国学”这个概念中，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而在“新国学”这个概念中，在不同领域从事着不同研究工作的知识分子的地位是平等的。

　　姜广平：您提出“新国学”的概念并不是站在某一个学术流派的立场上，而是立足于“中国学术”的全局发表意见。但作为一个学人，您当然有您的学术立场与价值判断。这样一来，“新国学”如何与您作为个体学者的个性取得融通呢？

　　王富仁：这实际是一个自己的学术个性与学术整体的关系的问题。属于个人的只是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任何整体都不仅仅属于一个人。我提出“新国学”这个概念，但“新国学”并不属于我。在中国文化界，常常用整体界定个体，好像研究鲁迅的就比研究路遥的更杰出，研究孔子的就比研究李商隐的更有成就。我认为，这是一个极为荒诞的观念，是“拉大旗，做虎皮，包住自己，吓唬别人”的方式。

　　学术不能变成鸳鸯蝴蝶派小说

　　姜广平：在现在这样的文化情境中，譬如草根盛行，大众文化低俗而伧陋，而您所要寻求的精神归宿，即所谓具有“整体性”的民族学术，在极具理想主义色彩的同时，是否又过于精英化或精神贵族化呢？

　　王富仁：学术本身就是精英化的，所以它必须具有超越世俗观念的性质。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把国家变成一个君子国。就是我们知识分子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也必然是世俗的成分多而贵族的成分少。提高一级工资就高兴，降低一级工资就不高兴。但这并不意味着谁给我的钱多我就写文章歌颂他；谁不给我钱我就写文章诅咒它。到了学术中，得有点超越性，得有点责任感，得有点良知，得有点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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