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自己，我是学外文的。恰好决定学外文的那一年，正好是十五岁，那年我在江西省立南昌第二中学高中二年级，英文老师要求我们背诵三十篇短文章，其中有英国莎士比亚的《恺撤大将》选段、美国欧文《见闻录》的序言。背熟之后，我对英美的文史风光有了兴趣，就开始考虑升学读外文了。但是如果要说立志，恐怕还没有达到那个高度，只是喜欢而已。到了三十岁，全国已经解放，我从欧洲游学回来，由教育部分配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开始了我这一生的外语教学事业，可以算是三十立业了。

　　到了四十，能不能算“不惑”呢？我二十岁时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美国志愿空军做了一年英文翻译。二十二岁，我又把英国德莱顿的诗剧译成中文，发现兴趣很大。我同时在中学教英文，兼任大学助教，也受到了欢迎。当时对我而言，到底是教学呢，还是翻译呢？这是一惑也。结果我选择了双管齐下，工作是教学，业余搞翻译，解决了问题。在国内学了十几年英文，来国外又学了几年法文，自然学了英文再学法文，事半功倍。但到底做英文工作还是法文工作？这是二惑也。这个问题好办，服从工作需要。援助越南抗法战争时搞法文，越战胜利之后又搞英文，两全其美。于是我正式工作是英文法文教学，课余又把《毛泽东诗词》译成英法韵文，还把一本罗曼·罗兰的小说译成中文。这样就成了国内外第一个能进行中英、中法互译的人才。刚好那时(1958年)公布了“高等教育六十条”，规定外语一级教授必须精通两种外语。我想精通至少应该能够互译，于是心中暗喜，以为胜利有望。不料评审结果，只评了个五级，而评上一级的教授，没有一个出版过两种外文互译作品的。这是三惑也。不过这个问题倒不难解决。按照孔子的说法：“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按照当时的说法：工作要向高处看齐，报酬要向低处看齐。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知是不难，也可以说是“四十而不惑”了。

　　至于“五十而知天命”，“天命”是什么？是东方的命运，还是西方的上帝？联系个人的实际，我看“天命”可以理解为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或暴力。例如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刚好五十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