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策问与经学结合起来研究，也是本次大会的另一个亮点。三浦秀一先生《明代科举“性学策”史稿》一文，认为“性学策”为构成策题的类型之一，与心性学问相关。作者在阐述元末明初策题的连续性的基础上，认为明代科举的“性学策”有着规律性的变迁，经历了尊重编纂本、尊重原作、尊重个人观点三个阶段性的发展，在介绍明代“性学策”个别事例的同时，分析了事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从策题内容和论题内容的变化，论及明代性学策的发展变化，以及明代思想史的发展演变。文章还认为明代科举体制确实让朱子学渗透进入知识人社会，将世人的视野扩展到科举世界，指出“性学策”中的策问与程策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关系，“性学策”的发展与明代思想史密不可分，要想动态把握明代思想史的发展，探究策问与程策在思想史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尤为重要。该文视角新颖，对扩大科举学研究视野在方法上、理论上颇具启发作用。

在试策内容研究方面，吴国武先生在《“策问宜用经义”——科举试策与北宋真、仁之际的经学新变》一文中通过对宋初以来试策逐渐从专时务转向用经义的考察，分析了科举试策与北宋真、仁之际经学新变之间的关系。文章认为：试策本以时务文对为主，但唐代试策已有用经义抑或专时务的问题，宋初以来特别是真宗朝，试策逐渐从专时务转向用经义；自后，朝野士大夫在策问中提出经学新见成为当时的重要现象：在策题设问中质疑经传注疏，引导举子士人思考前代经学，反映了当时疑古惑今的学术倾向；在策题设问中鼓励议论、创发新说，引导举子士人以治道、义理为依归，反映了当时通经致用、自经穷理的思想旨趣。作者指出科举试试策确实是北宋儒学转型的重要因素，成为真、仁之际经学新变的重要推动力，另外也是古文革新兴盛的推动力。熊本崇先生的《宋绍兴对策两种》一文，对绍兴二十一年（1151）周必大的省试对策与绍兴二十七年（1157）王十朋的殿试对策进行了比较，阐述了省试对策与殿试对策形式、内容上的差异。文章还探讨了在试策考试中出现的宋金议和问题上，举子在对策时有奉迎皇帝献媚宰相意志的倾向，绍兴十二年科、十五年科、十八年科、二十四年科均存在同样的倾向，但是随着政局的变化到了绍兴二十七年科，代之以批判宰相秦桧的倾向。文章指出，与秦桧失势死后王十朋的对策相比，周必大对策中明显迎合宰相秦桧的主张，秦桧是否执政影响到科举太学考试的对策内容，政治动向对举子对策内容有明显的影响。

水上雅晴先生的《清代科举与策问——考官重视策问的实态以及汉学家官员的再生产》考察了乾嘉时期大量考据学者考中科举这一现象的原因。作者从考官评卷情况变化入手，探讨这一现象与考官重视策问以及汉学官员再生产之间的关系，认为从考官对策问的看法以及他们在评卷时如何对待策问、考官注重对策、看重第三场的策问、根据对策质量发掘人才等角度才能理解乾嘉时期汉学官员辈出的理由。作者认为考官重视对策有利于有渊博学识的考据学者考中科举，并指出重视对策的阅卷考官由汉学家官僚继续下去，汉学官僚被再生产。文章还认为取士标准发生变化与乾嘉时期的学风有关系，汉学家官员以“再生产”汉学家官员为目的，着眼于保护和扩大汉学阵营的成员，重视策文的评卷可以说是一个“运动”，支撑了考据学的发展。该篇文章视角新颖，揭示了科举与考据学的深层关系，耐人寻味。

二、科举考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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