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地缘因素仍然是影响科举考试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次大会有两篇文章对元代庆元地区的士人社会的应举情况进行了深入探讨。近藤一成先生的《明州?庆元府士人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以丰氏为个案：从丰稷到丰坊》，利用全祖望《天一阁藏书记》记载丰氏家族的史料，以丰氏家族为个案，利用大量家谱材料，贯通宋、元、明三代探讨了宁波士人社会的形成与展开，考察明代屡出进士的丰氏家族，到嘉靖年间的丰坊才家道中落的过程，分析了丰坊超越常规的举动以及伪造经书是其家道中落的起因，以及丰坊杜撰伪经以及后来清人对丰坊的评价。樱井智美女士的《元代庆元的士人社会与科举》一文，深入考察分析了元代庆元士人登第情况、庆元元初与宋代科举记忆、庆元士人的科举意识。文章认为元初三十年，宋代科举的遗留在新政权中还发挥着重要作用，元代科举考试中右旁中第的举人色目人所占比例较多，为其显著特征，这是由其重要的经济地位和地理位置决定的。文章认为元末江南社会动荡，士人可以通过游学、推举等各种途径入仕，科举入仕的地位下降，加之庆元地区靠近沿海，士人社会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做官至上的意识薄弱，致使庆元士人在元末科举登第者比例降低。此外，饭山知保先生的《金代科举制度变迁与地方士人》，则在收集相关碑刻、笔记、文集史料的基础上，探讨了金代初期到大定初年的金朝科举、学校制度的特点，及北方士人对科举制度的态度；同时对地方社会中各种教育机构也进行了考察。文章还对大定年间到泰和年间（1160-1208）的科举、学校制度改革与地方士人的关系，尤其是州县馆学的普及与进士名额的增加对金代地方士人带来的影响进行了考察；还探讨了蒙古入侵后的金朝科举制度与地方士人的动向。文章认为科举对金朝统治下的社会统合起到了积极作用，促进了金朝统治下的华北士人对金朝的认同感，与此同时，女真人对科举的依存提高，最终促使女真社会安定下来，并普及了与当地士人共识的基础——儒家教养，从而促进了华北社会的民族和文化融合。

随着科举考试的发展，“官年”现象也逐渐增多，大野晃嗣先生的《从“明代进士登科录”的编纂看“明清考试文化”中的“官年”现象》，便利用考生家状，与《进士登科录》、《同年齿录》记载的年龄存在出入的这一情况，论证了明清社会中大范围内存在的官年现象，对陈长文先生《明代科举中的官年现象》的研究做了进一步补充，并对陈氏的某些观点提出了异议。文章认为官年现象广泛存在于科举考试各阶段的各种场合，不仅是会试、殿试，甚至地方试阶段已经出现的情况；并指出这种官年现象与其说是为了消除特定官职年龄的限制，也许更有必要将其作为一种以考试文化为背景的习惯来研究，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广泛存在的官年现象也与明清时代上升的科举考试制度密不可分，与其考试文化特点密切相联。

七、科举制的历史评价

科举制自隋朝创始之后，历经一千三百多年，对中国古代的选官、政治、文化、教育、婚姻观念、社会变迁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说科举在此期间无处不在。在科举制度废止百年后的今天，无论从深刻认识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的功过，还是从为现实考试制度改革提供历史借鉴方面来讲，总结科举制的千秋功罪，反思废科举的利弊得失，都有必要且有意义。这次研讨会上学者们多采撷当时清代士人的言论，试图揭示当时人们对科举的态度和评价。人们在评价科举制度时，科举制度的公平观念历来被研究者赞誉有加，这种公平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也有不同的文化内涵，也经历了一个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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