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1968年高中毕业的老三届，杨国强先生觉得自己在那段动乱年代，惟可以算作幸运的，是因为无人管束和空闲，读了当日能够找得到的各色各样的书。他说自己读小学时并不是一个好学生，经常逃课，不肯安安分分守规矩。不过喜欢看书，当然是胡乱看书，有什么就读什么。从三年级开始看《林海雪原》，到小学毕业，差不多新版的《三国演义》和旧版的《七侠五义》那一类书都读过，同时还着迷于《海底两万里》那样真实而又虚幻的世界。初中几年是从鲁迅、郭沫若到托尔斯泰，高一读《小逻辑》。显然，像《小逻辑》这样的书是一个中学生完全不能弄懂的。但是读这种弄不懂的东西并非没有好处，它使人看到了人类思想所能达到的那种你所触及不到的深度，而后留下的便是对人类思想历史的一种真正的敬畏。有一段时间差不多一天一本地从图书馆里借来看，当时学校的图书馆供中学生看书绝对是够了。上课除了数学课、物理课听听，其他课就在下面看书。不过，由此来看当初，他觉得数学课对大多数人的用处，也就是能在菜场买菜时不至于算错钱而已。这样乱读书就使他养成一种读书的嗜好。“文革”以后，当时图书馆流散一些书出来，大家借来借去，无论是公开出版的还是内部发行的全部都读。于是从《孟子正义》、《荀子简释》读到《第三帝国的兴亡》和《赫鲁晓夫主义》。

　　现在回想起来，杨国强先生觉得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就是从70年代初期到1977年高考这段期间，将《资治通鉴》读了三遍。里面有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故事、悲喜、感慨，由此形成的思索久之自是一种可以长久维持的吸引力。于是，因为读故事和人物，也就此进入了读史。

　　读书之外，70年代的生活大半是在一种无奈和茫然里度日。1968年毕业后，他在学校报名到黑龙江。当时他父亲在江西支内，听说儿子要到黑龙江去，赶紧回来，说是一样种地，到黑龙江还不如到江西，至少可以父子相依。但在江西半年，东寻西寻，竟然找不到一个人民公社肯收留他。焦虑之下，弄得胃都出血，只能回到上海。之后是多年都归属于街道的管辖之下。在那个时候的社会结构里，这是最底层。这八九年生活留下的最深的感悟便是个人在命运摆布下的身不由己，以及个人在动荡时世里的有限、脆弱和渺小。自日后知人论世，对历史人物作同情的理解而言，这种自得的阅历或许也是一种助益。

　　1977年恢复高考，杨国强填的志愿是历史系，而最后进的是政教系。大学四年依然是杂骛旁收，从商务重印的“汉译名著”到中华重印的唐宋元明清笔记都是四年里长相伴随的东西。自谓读前一面，受益的是理论思维能力，读后一面，受益的是历史中的细节和广度。

　　也许正是因为这些曲折的经历，相对于其他治近代史的学者，杨先生读书的驳杂反而成了他治学的特色。在他看来，在形成自己的专业定向之前，读的书越多、越广、越杂越好。他觉得，把材料当书读，可以读出问题；把书当材料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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