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人的理论和方法，是随他们的问题而产生，并在解决他们这些问题的过程里形成的。其中当然有很多智慧，但智慧同理论套在一起，则智慧总在框架之中。因此在这个理论思潮四处流布的时代，我们不能不读这些来自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但又不能不记住理论永远是别人的，只有把理论打碎，还原为思想，则思想才有可能成为自己的。

　　与方法相比，治史更需要的是大量阅读。要读很多原始的材料，包括档案、诗文、奏议、日记、书信、笔记、年谱等等。阅读的过程就是进入历史的过程。因此阅读的过程一定会产生问题，从而催生思索。我们所说的读史所得，我们所说的对于历史的理解和感悟，都是在一个问题引出另一个问题和一种思索连及一种思索里实现的。阅读的数量和广度，与理解的程度和深度是对称的。由此形成的融通和会通，比借来的方法更能接近历史中的真实，从而更能识得历史中的脉络和因果。

　　读书报：您可以具体举几个例子说明吗？

　　杨国强：比如，以中国的君权专制立论，则以中国文化审视西方世界，尚民主的代议制应当是最不能被接受的。但19世纪40年代徐继畲作《T环志略》、梁廷楠作《海国四说》，叙述夷人夷事，于西国之“巴里满”（议会）皆言之详备，说是国有大事“必乡绅大众允诺而后行”，下笔往往有津津乐道之意。这些由文字留下的实例都证明：中国士大夫从一开始就对代议制表达了一种善意的理解。相隔四十年之后，张树声临终之日的遗折给皇帝留下他心中要讲的话，其中特举西人“论政于议，君民一体，上下一心”的优长。这种四十年之间的前后呼应里应当内含着一贯性。比之同时传入的西教为中国社会猛烈排拒，其间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

　　而要解释中国人对西教与议会的不同态度，则不得不由近代向前追溯。中国人在接触代议制以前，已有一个自己的问题在那里。秦汉以来设立郡县制，并由郡县制而官僚制，后世都已成为久被非议的题目。顾炎武说大官多小官少其世衰，小官少则亲民之官少，这是从秦汉以来的一种趋势。官吏管理地方只能做两件事：收赋税、判官司。真正地方的利弊，不在他们的关心之内，而后是官和民隔阂日益深。因此后来的士大夫作议论，常常向往三代的君民不隔和上下不隔。其实夏商两代无可稽考，以周代而论，当日版图有限，人口有限，而又有那么多大大小小的诸侯，一个诸侯差不多也就相当于今日大一点的村长，其间之上下不隔不算很难。但这种样式一进入典籍，便成儒学留给后世的理想，使身在官僚制度的悬阂之中的人们常常持此例彼，引出种种批评、思考和议论。由于官民隔阂和上下隔阂已是中国人熟视已久的问题和议之已久的题目，因此，西国的“巴里满”虽然出自另一种历史因果，却很容易使中国人想到三代理想中的场面。由这种联想发为推论，便多见“议院虽行于泰西，而实仿于中土。试观三代之议礼明堂，郑人之议政乡校，即议院之由来”一类想当然的推论。若以西方议会之制约政府权力的自觉意识作比照，则这种上下不隔和君民不隔的理想显见得不能算是得其真髓。在这个过程里，中国自身历史中产生的问题直接地影响了近代中国人对西方物事的判断和选择。使君权制度下的中国士大夫非常奇特地乐于亲近以民主为本义的代议制度。同时是这种中国历史产生的问题，又以预设的理路使中国士大夫在亲近代议制度的时候不能不误读代议制度。所以后来中国移接代议制度的实际过程比悬想三代要困难得多。举这个题目作例子，我想要说明的是，虽然近代历史的分段以19世纪40年代为起点，但近代历史中的许多问题都是通过近代之前的历史延续下来的，因此，若后人治近代史的理路亦以19世纪40年代为断限，则近代史中的许多因果将无从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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