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点，我感谢陈先生给了我一种自信。由于我本科没有读过历史专业，考研究生的时候弄得专业都不及格，后来他们告诉我，一个人说58.5分，一个人说59.5分，到底几分至今我自己都不知道，但肯定是不及格。所以当日我很自惭形秽。陈先生那门课结束之后，要交一篇作业。我手头正好有一套旧版的《曾文正公全集》和《曾文正公手书日记》，于是就写曾国藩，写了一万三千多字，用了七个多月。这是我写得最慢的一篇文章，也是我写得最战战兢兢的一篇文章。我写每一句几乎都会想，陈先生看了这句会有什么感觉，所以我写得非常拘谨。交上去之后三天，他召我去，一见面就说“写得好”，然后说推荐给了《历史研究》。这三个字很短，却给了我一种可以站得起来的自信。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句话改变了我这个人。一个人有没有自信是很不一样的，你没有自信，写的东西自己都不相信，怎么去说服别人？这是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人其实有很多潜在的能力，不自信就会被压抑，有了自信，潜在的能力就一点点显露出来，被激发出来。宋儒喜欢讲气和气象，其实气和气象都需要自信。

　　陈先生有两百多个学生，他三十多岁就带研究生了。陈先生教我们时，给我们极大的空间和自由。他该讲的都讲了，但从来不为你规范一种样式。比如我和茅海建，我们是能够深入论学的朋友，但是我们两个人的学术风格完全不一样。如果借用旧学来讲，一个近乎宋学，一个近乎汉学，陈先生门下能够包含和产出这样不同的风格和理路，作为一个老师，是很了不起的。

　　读书报：您的文章和著作特别关注晚清士大夫心灵的变化，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杨国强：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内忧外患交迫的历史。内忧起源于因袭的困殆，外患来自于西潮的冲击。而从19世纪后期以来，身背着中国传统社会留下来的种种困殆自觉回应西潮冲击的，始终都是中国的士大夫，林则徐、魏源、曾、左、李、康、梁都是这样。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晚清士大夫曾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代表。而回应的过程便是变迁的过程。中国社会变，士大夫也变。从以一腔委屈之心开始效西法，到康梁以惊羡之心效西法已是不可同日而语。至戊戌变法期间，湖南志士倡中西通婚，说是“以爱力绵国运，以化合延贵种”，比之40年代的夷夏之防、夷夏之辩和夷夏之界，以及“逆夷性同犬羊”的成见和定见，则相隔不过五十年，中国士大夫在精神上的嬗蜕已不能不使人既惊且诧。士人嬗蜕的深层内涵是以自己的改变来回应西潮。其间的极端，是士议鼓荡催成了废止科举。废止科举出自士大夫的议论，而作为一个依存科举制度的社会群体，则废止科举，又无异于士大夫自己消灭了自己。这种变化留下了一段崎岖心路，后人读史是无法回避的。

　　若着眼于那个时候的社会，则士大夫的节节嬗蜕，同时又是士人同中国人口中的多数不断脱节的过程。原本以士农工商称四民，士大夫同农民最亲近，民本与民生大半以农民为旨归。但士大夫因中西交冲而催生出“自强”观念，之后“自强”又衍生出“富强”。而“自强”和“富强”都不能不以国家为本位。因此，士大夫忧患时势，其立足和立论的重心已是国家与民本的此长彼消。这个过程里引入的西学、西法、西政、西艺显见得着眼点都不是农业社会和农业经济中的大众。因此后来朝廷办学堂、士大夫办学堂，而农民常常打学堂。其间的声光化电，ABCD和欧罗巴、亚细亚，在下层社会的眼中都是既陌生又异己的东西。当日王国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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