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的那一段历史里，是士人主导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同时士人自身又嬗蜕于这种变迁之中。

　　读书报：您在政教系学的那些毕竟跟您的兴趣不合，您跟陈旭麓先生读研究生，才是真正开始进入近代史研究的领域吧？

　　杨国强：我原来的兴趣是古代史，在那时我整个知识结构里比较熟悉一点的也就是古代时期。但是大学毕业的时候，分配我去教党史。那时候教党史的只能讲三分四分真话，作为一门学问很难做得下去。因此教了三年书以后，我去考研究生。就此进入了近代史。

　　当时考研究生，多少是想换一种生存状态。而真正使我对近代这段历史有了一种好奇、热衷和痴迷的，是我的导师陈旭麓先生引导和影响的结果。入陈先生门下之前，我对近代史并没有非常大的兴趣。但随陈先生读史的三年，中国人在19世纪后期以来古今中西相争相克的历史剧变里彷徨、磨难、急迫、焦虑、独断、顾此失彼，以及中国人在这个过程里的取新卫旧、除旧布新和新旧之间的两头不到岸，都成为入眼入心而挥之不去的题目，使读史的后人不得不一遍一遍地翻耕。这样读史，心境是很苍凉的。

　　陈先生不指定你去读什么书。他给我们讲了两个学期，每个星期讲一次，他上课从来不用讲稿，据说他上课前一天什么事都不做，就是思考下一天讲述的内容。因此登坛说法，可以从容讲来而有条有理，引人入胜，而且每一次都会有新的意思。他用“新陈代谢”四个字为脉络来概括中国近代110年的历史，在那个时候，曾是振聋发聩的。如果说他有一个体系，“新陈代谢”就是他的体系，与此前几十年熟见的那个体系相比，表达了一种独得之见。他把晚清以来的中国历史发展解释为一种近代化的过程，其间既包含了他数十年治史的累积和求索的累积，也代表了80年代中国人对历史的反思和沉思。

　　作为一个学生，我深深地受益于陈旭麓先生。虽然我现在下笔，有时已经会越出陈先生的理路和论域之外，但正因为有了他的启导，我才能继续走下去。经过他那一段，才能形成我今天对历史的理解。所以至今想到陈先生，我仍然有一种同二十多年之前一样的学徒意识。

　　我想，在陈先生门下的三年里，老师留给我而至今仍在受用的东西，大概可以归纳为两点。第一点，他给了我一种因思辨而能看历史深入一层的视角。这是一种很难用文字表达的东西，但对于史事的认知，有这种东西和没有这种东西结果会很不一样。它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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