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说的“小民之疾学堂，殆视教会为尤胜”和稍后鲁迅笔下被农村社会所排拒的假洋鬼子，都反照了士人近代化的过程，同时又是士人在同大众脱节的过程。一则记载宜兴乡民打学堂，之后办学人将学堂牌子换成书院匾额，于是众怒顿息。移接过来的学堂是一个世界；中土本有的书院是另一个世界。这个故事的象征意义正在于：本属同一世界的士与农，在这种除旧布新的历史变迁中日益远离地分属到了两个不同的世界之中。与之同时发生的是原本在文化上和精神上以农村为根基的士人日益移向城市，此后的革命、立宪、共和、排满都起于城市而止于城市，占人口多数的社会下层则常作漠漠然视之。若以此为脉络，则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的那一段历史里，是士人主导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同时士人自身又嬗蜕于这种变迁之中。这一段历史里的正面与负面都同士人剥离不开，因此叙述近代历史，士人不能不成为重心之所在。
洋务中有儒学，维新中有儒学，革命中也有儒学。然则西方近代传给中国人那么多新知，而在精神上为中国人作支撑的，恐怕还是儒学。
读书报：日本的近代化过程中士起的作用也很大，但是他们的近代化却取得了很大的成效，造成其间差别的原因是什么？
杨国强：历史中的日本留给近代日本的，更显著的是一种武士的传统，而日本的武士和中国的士并不一样。若以日本的历史作比较，明治维新时期的那一群知识分子，恐怕有些异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他们其实是很特殊的一群人。多年来作中日近代化比较，常常持日本以责中国。其实中日之间在19世纪70年代有很多不可比性。举其大端言，第一，日本和中国的疆域完全是不可比的。疆域差别的数量最终一定会牵涉到变化的性质。日本变得过来的地方，中国变不过来。《剑桥中国晚清史》一开始就讲中国的疆域和人口以说明中国的独特，其眼光所注也在于此。第二，中国从宋代以来就是一个身份平等的社会，是没有等级的。日本则始终是有等级的社会。英国在近代化的时候，也是个等级社会。就这一点而言，日本在明治维新的时候恐怕更接近于近代化前的英国，而不是中国。有时候我疑心，是不是一个等级社会比一个平等社会更容易进入近代化的过程之中。同时，日本虽然有儒学，但是日本的民族精神有另外一套。而与这种另有一套共处的儒学则肯定很难等同于中国的儒学。除此之外，中国近代化开始的时候，正是太平天国内战之后，国家权力在节节下移之中。而德国、日本、意大利的后发的近代化，恰恰是先要经历一个由民族国家的统一到国家权力高度集中的过程。先有权力高度集中，然后才有近代化，这些都是和中国很难相比的。
读书报：说到儒学，您似乎特别强调儒学在近代史研究中的地位，儒学对于那一代士大夫的心态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杨国强：就近代历史而言，儒学真正的贡献就是为中国文化、中华民族塑造了一批肯担当的人。时当内忧外患交迫而来，回应便是担当。因此林则徐有担当世运之心，而溯其源头，这种挺杖而出的迎面承担都是两千年儒学对士人灌溉的结果。当然，这里面也有变化，曾国藩那一代人，更多的是接近朱熹，其担当之中有圣贤意识。到了清末最后几年，则是王学大张，走王阳明的那一路，更多豪杰意态。于是而有志士倡暗杀，秀才、翰林都去做炸弹。其从容赴死的气概里也有着一种对于世运的担当。显见得在精神一脉前后传承里，是洋务中有儒学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