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在日本人面前讲述中国圣人的道理，一定不会是临时找一本书读了之后讲出来的。而自他少年负笈彼邦之日起，这种圣人的书恐怕也不在常读常新之列。但一经呼唤仍能应声而出。由此牵及中国人对儿童的记诵教育。五六岁的小孩子背四书五经，肯定是不懂的，比之西人的快乐教育，显然是一种痛苦。但这些背熟的文字会随阅历的增加而懂得，而理解。在理解和懂得之后便能与你相伴一生。就人格的养成来说，则最终收获的是精神上的依傍和支撑。然则记诵似乎也并不全可厚非。

　　中国自身历史中产生的问题直接地影响了近代中国人对西方物事的判断和选择。使君权制度下的中国士大夫非常奇特地乐于亲近以民主为本义的代议制度。同时是这种中国历史产生的问题，又以预设的理路使中国士大夫在亲近代议制度的时候不能不误读代议制度。

　　读书报：西方汉学界的研究方法理论目前引进国内的很多，这些方法和理论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杨国强：从80年代以来，我们这代人已亲历了一次次的方法和理论的引进，每一种方法和理论的引进、冲击都会有反应。冲击有表层和深层。近些年来的冲击很多是很表层的，第一次冲击来了以后有一次反应，第二次来了之后又是一次反应。之后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每一种后浪都在推倒前浪，每一种后浪最终又都会变成前浪。潮来潮去，最后似乎都不曾留下真能醒人耳目的东西。其实方法不是《道德经》里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无论中国还是外国，在没有自觉的方法意识之前，史学早已产生并造出了各自的经典。中国人说“史无常法”，不是没有方法，是没有“常法”。西方人讲历史学是反方法的。这些都是深思之论。历史学讲的是具体性，讲的是一国与一国的异同和一代与一代的异同，没有具体性的历史只能是社会发展史。而理论化的方法总是笼罩八表为特征的，从而本性上总是要吞并和淹没具体性的。因此历史学不可能用单一的方法来概括、解决，它牵涉很多方法。其实一部好的著作，无论中西，能留得下来的，肯定包含了现在各成一派的那些方法中的合理因子。现在一波一波的理论和方法，不过是把某个因子引出来放大。而过度放大，有时反而会失去真相。

　　西方汉学累世之久，其间的人物和成果都值得中国人惊叹和敬重。但西人治中国历史，亦时有隔靴搔痒，因此以其理论为成法，不会每次都对。比如西人说中国人动不动讲天下，不讲国家，是自大。这种判断恐怕与中国文化的深层核心太过隔膜。中国人不会这么傻，直到西方人东来之日还不知地域国家。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前者的“国家”与后者的“社稷”显然都与地域相连。西方人看天下重的是空间观念，但中国人看天下并不仅仅是空间观念。中国人讲天下，指代的大半都是被称作百姓的人，儒学倡“天下归仁”之意便在于此。因此天下有苍生意识，国家是庙堂意识。在民本作为至上意识的时代里，这是那个时候的人都能懂的。而一旦用现在的词汇来叙述历史上人物、事件、思想，则中西之间和古今之间常常会对不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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