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论》“改”与“进”、与“益”、与“终而皆贤于初”相呼应，乃《关雎》之主旨。释为“怡”，以诗的主旨为讲怡悦、和乐或配合、和谐，就与“进”、“喻而知之”、“益”不相应了。故“童”应释为“终”，与《诗序》：“发乎情，止乎礼义”相应。

　　孔子是极重诗教的，说：“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在《诗》《书》《礼》中，又特重《诗》。孔子对儿子伯鱼的两次教育，都是要他学诗。一次说：“不学诗，无以言。”一次，伯鱼走过院子，孔子说：“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何谓“正墙面而立”？古注未解，程树德《论语集释》也未有解。时下各种解读多解为：“学诗不学《周南》《召南》，就像前面横着堵墙，后面的东西什么也看不到。”或“寸步难行”。实际上，“正墙面而立”就是面壁，如达摩面壁九年，直如一木头人，对一切漠然无情。“为”的意思是不仅要读，且要这样做。孔子要伯鱼像《周南》《召南》那样，多情而有礼，不要做像个木头人一样无情之人。

　　《周南》《召南》之诗如《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如《汉广》：“汉有游女，不可求思”，确是情思绵绵。《鲁说》解《广汉》说：“江妃二女，……出游于江汉之湄，逢郑交甫。郑见而悦之，……求女之佩。女与之，稍后视佩，空怀无物，二女亦不见。”《孔子诗论》说：“《广汉》不求不可得，不攻不可能，不亦智恒乎？”(十三简)“不求不可得，不攻不可能”，非谓事实上不可得不可能，乃必然不可得。所以如此，则因二女为神女也。此种浪漫情怀，其滥觞则是宋玉《高唐赋》《神女赋》、曹植《神女赋》之类。孔子心中是否有此神女，虽不可知，但其重情是很显然的。此外，《葛覃》讲“归宁父母”，《卷耳》讲怀念妻子，《螽斯》讲多子多孙，《桃夭》表现出嫁的喜悦，《兔罝》欣赏男子的英武，《汝坟》讲夫妻情深，《鹊巢》讲被遗弃的痛苦，《草虫》讲对丈夫的思恋，《甘棠》讲对召伯的感恩，《摽有梅》讲自由恋爱，《野有死麕》讲“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抒情之亲而浓，在三百篇中莫过于《周南》《召南》了。所以孔子强调要“为”《周南》《召南》，可以说是以《诗》以“情”为教育之本了。

　　诗最能陶冶性情，提高人文素质和修养，所谓“诗言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要学生“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里，诗、礼、乐三位一体。诗有声有曲有调，是乐。诗中亦有礼，礼亦为礼乐。孔子和子夏谈诗，“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孔子说“绘亊后素”，子夏说“礼后乎！”孔子说很受启发，事实上是孔子启发了子夏，生动地显示孔门如何以礼解诗，诗礼结合的情景。这是一种真正的人文教育，是人文精神之落实于人格，于生活。

　　由孔子之倡导，《诗》在中国文化中取得了《经》的崇高地位，知识分子无不从小学诗，中国士阶层几乎人人都成了文人、诗人。《四库全书》所收历代文集，每人无不有诗。魏晋而后，思想家如嵇康、阮籍、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李翱、周敦颐、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王阳明等，亦莫不都是诗人、散文家，连朱熹这样的大理学家，也曾以青年诗人而被推荐于朝廷。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除诗、文外，琴棋古玩莫不擅长。曹操等大军事家亦能诗能文。“诗”成为中国人文的核心，诗教亦成为中囯教育的优良传统。

　　但可惜，孔子树立的这一优良传统和教育方针，在“五四”以后，在市场竞争和急功近利中，却日益凋零了。从孩子上幼儿园起，如牛负重，他们的天真和诗情就被不断砍夺，而日益“异化”，成了孔子所谓“正墙面而立”的木头人了。今日学习孔子，应弘扬孔子的诗教传统，把“诗教”提到紧迫的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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