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会在土地提供的现实的知足感基础上，达成高度的情感与知觉的认同，由对土地生命周期的体认，进入到对乡土习尚礼俗的沿遵。如此世世代代固守土地，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最后造成一种独尚伦理的内倾的文化气质。

    应该说，爱恋乡土，进而爱恋祖国，原本是人类共同的情怀。所以在这个题目下，我们看得到各种慷慨高尚的志节，乃至悲壮凄婉的情感。用各位习惯的说法，因为故乡是人自身的确证，是人认识世界最重要的起始。中国人当然也是如此，只不过，因受特殊生存环境与社会意识的影响，它有一些独特的表现非常耐人寻味，它背后所深藏着的文化意味，更值得人探讨和发扬。

    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同属于“中纬度文明带”，但因为从人文地理的角度考察，它除了有一面临海的大河大陆型的基本地貌，它主要的文明地区地势低平，加以土壤肥沃雨水充沛，造成了特殊的农耕社会之外，仍无法掩盖其实际存在的近乎封闭的性质。所谓“禹、稷躬耕而有天下”，从早先的原始部落，一直到春秋战国，广大中原地区的文明几乎都可归因于封闭状态下的农业发展，由此造成的“重本抑末”的治世方规，还有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一整套家族宗法制度，都无不与之相密合与相适应。

    譬如，因为前者，中国人主要采取劳动力与土地自然结合的方式生产。又因相对而言的民众土寡，迫使人必须精耕细作；而这种精耕细作所造成的技艺与工具的完善，又反过来促使人更注意适应土地的生命周期，除非特殊情况，不会另行开辟屯垦之事。由此，它所建立起的自然经济社会，基本上就是一与外部世界关系松散甚至隔绝的区域性小社会。因为后者，中国人会在土地提供的现实的知足感基础上，达成高度的情感与知觉的认同，由对土地生命周期的体认，进入到对乡土习尚礼俗的沿遵。如此世世代代固守土地，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最后造成一种独尚伦理的内倾的文化气质。对既等级森严又上下亲和的宗法权威的维护，对人伦血亲和礼义孝敬的遵奉，对一种顺天乐俗的生活情趣的崇尚，都是其表现。这与早先中亚游牧民族或欧洲海上民族通常更热衷向外拓展相比，区别很是明显。

    我们要说的中国人的乡土意识与情怀，正是基于上述文化传统产生的。这种意识与情怀有一个基准性的情感表达就是“安土重迁”。中国学者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对此曾作过讨论，他指出中国社会从表层看去就是乡土的，它的特点是“不流动”，它所重视和追求的是“稳定”。因此在那里，人与人之间的空间排列关系孤立而隔膜，不以个体为单位，而以集团为单位，大而言之是同宗同族，小而言之是家庭与亲人。至于这种稳定而不流动的关系之所以能够确立，就是基于上述农耕社会的特点，以及由此形成的那一套家族宗法制度。所以，这个社会不需要创造关系，社会关系是生下来就决定了的，它关注的只是如何不破坏这种关系。而类似远离乡土的行为，就意味着“流动”，就是对“稳定”的破坏。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土重迁”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集体意志与当然的选择，是有不得不然的道理的。

    也正因为是这样，才有类似“物离乡贵，人离乡减”、“宁恋本乡一捻土，莫爱他乡万两金”等谚语出现。或许有人会问，中国不是还有一句话，叫“树挪死，人挪活”吗，那又怎么讲？其实那主要就一个人的行当选择讲，而不是说人可以随意背离故土。元代是中国历史上有数的由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但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依然恪守这种原则。有一位叫胡祗遹的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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