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1年1月27日，利玛窦以“大西洋陪臣”的身份，依靠澳门资助，进贡的方物有天主像、圣母像、天主经、《万国舆图》、大小自鸣钟、三菱镜、大西洋琴和玻璃镜等等。（顺便说一句，1915年巴拿马世博会，晚清状元实业家张謇邀请苏绣圣手沈寿挥动神针，用110种颜色的丝线绣成《耶稣像》参赛，荣获金奖，实现了西方宗教与华夏工艺的精美结合。是利玛窦进方物，耶稣像入中国300年后，带上中国色彩的西行。）万历皇帝在利玛窦进献的方物中，对自鸣钟尤为痴迷，在大内建筑钟楼保藏，还专门选派太监向传教士学习管理操作知识，多次诏请传教士入宫修理。皇帝好钟表，全然为了解闷猎奇，以消解他胖的发愁的寂寞。皇太后要欣赏自鸣钟，万历皇帝就让太监弄松发条，以便能留下来自己享用，把“以孝治国”也丢在脑后了。直到解放前的上海，利玛窦还被供奉为钟表行业（还有客栈）的祖师爷，可见自鸣钟着实是个了不起的洋玩意儿，但皇帝老子却没有安排相关部门仔细考究它的精密原理，进而借鉴制造，只知享受文明，不思创造文明。至于世界地图，也只是复制分赠给皇子们，挂在墙上作奇异的图画来欣赏。而对于世界地图蕴含着多少未知的可开发的领域，对于其他珍宝蕴含的光学原理和机械制造之利，王朝决策者蒙蒙然毫无用心。当万历皇帝把这些“方物”当玩物的时候，潜在着的取法西方发展科技和工业的契机，在老大的帝国胖墩墩的嬉皮笑脸下无声无息地滑走了。
然而，利玛窦进贡的礼品所蕴含的科技价值，还是给中国知识界带来了深刻的精神震撼。这位传教士文化情人带来的贡物嫁妆中，最抢目，最使中国士人精神震撼的是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地图取名于《易传》“坤为大舆”，坤为地、为母，为人类驰骋发展的大车，隐喻大地孕育滋生万物。利玛窦所作《万国全图·总论》中说：“地与海本是圆形，而合为一球，居天球之中，诚如鸡子，黄在青内。”它震撼着中国文化精英脑袋里根深蒂固的“天圆地方”的天地模式，使人们猛然惊异于世界之大，有五大洲，中国仅是万国之一，并不等于自己整天盘算着“治国平天下”的那个天下。利玛窦的地球中心说，属于托勒密系统，未能汲取哥白尼学说，但对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已起了颠覆的作用。它将中国画在地图中央，左为欧洲、非洲，右为南北美洲，投合了中国人的中心意识，这种布局在中国地图学中沿用400年。这种新的世界观给中国知识界敞开了一个无穷的未知空间，长久地刺激着人们的求知欲望，由地理视野转化为一种崭新的文化视野。
《明史·神宗本纪》对利玛窦只记载了一句话，意味着他对王朝政治无多大关系，但《外国列传》中几乎把利玛窦等同于大西洋意大利，用了千余字，称述“意大里亚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国。万历时，其国人利玛窦至京师。为《万国全图》，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亚细亚洲，凡百余国而中国居其一；第二曰欧罗巴洲，凡七十余国，而意大里亚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亚洲，亦百余国；第四曰亚墨利加洲，地更大，以境土相连分为南北二洲；最后乃墨瓦腊泥加州为第五，而域中大地尽矣。”这是可以动摇中国传统以本国为中心、环以四夷的天下观的。撰写《外国列传》者，是清朝康熙年间由博学弘儒科而成为翰林的浙江通儒毛奇龄，他对于利玛窦通过宦官“以其方物进献，自称大西洋人。礼部言《会典》止有西洋琐里国，无大西洋，其真伪不可知”，是不敢苟同的。毛奇龄认为，以为古书未载的就不存在，是最不通的，“六经”无髭髯二字，并不等于说中国人的胡子是汉朝以后才长出来的。因此他推断利玛窦“其说荒渺莫考，然其国人充斥中土，则其地固有不可诬也”。但《外国列传》不排除是经过史馆总裁官修改定稿，其中也有官方口吻的担忧：“自利玛窦入中国后，其徒来益众……自利玛窦东来后中国复有天主之教公然夜聚晓散，一如白莲（教）。”不过编纂者多为东南文士，毕竟感染西学东渐的气息，行文还是采取分析态度，指出“其国人东来者，大都聪明特达之士，意专行教，不求禄利，其所著书，为华人所未道，故一时好异者，咸尚之。而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辈首好其说，且为润色其文词，故其教骤兴，时著声中土”。其实，大地是否为球体，世界是否有五大洲，并非书斋里的推理问题，中国人应该迈开双脚，到世界五大洲去实地考察，去证实，去发现。当上海世博会迎来全球240多个参展国和国际组织，从而办成空前规模的世博会的时候，谁还会怀疑世界有五大洲，对于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不再会怀疑其真伪，只会发现其粗疏了。
《明史》馆臣属于康熙、雍正朝的文士，在其视野中，利玛窦主要给中国带来两样大西洋异物，一是世界地图，打开中国人看世界的视境，但他们还感到“荒渺莫考”；二是带来天主教，虽然个人聪明特达，不求利禄，但其“公然夜聚晓散，一如白莲（教）”，担心造成对中国社会稳定和安全的危害。正史对于西洋天文、历算之学，还是欢迎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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