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之“副册”、“另册”——西方文化归入中华文化框架

　　《四库全书》是以中华帝国官方正统的文化眼光审视利玛窦的传教行为和携带的西洋文化的。当你把别人的文化归档之时，你自身的文化前行的姿态和命运反过来也被归了档。

　　那么康熙、雍正以后再过半个世纪，到了18世纪的乾隆朝，情形又如何呢？利玛窦传播西方文化，即所谓基督教远征中国之行，引起的最集中的反应是遭遇160年后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是一批儒者、汉学家集体完成的乾隆钦定的国家工程，以乾嘉考据学的功力在其《总目提要》中展示了数千年博大精深的中国学术文化史。它是以中华帝国官方正统的文化眼光审视利玛窦的传教行为和携带的西洋文化的。它自有一种规范，是以一种内蕴的价值观，通过立体的、等级的目录学体系，以及对群书的分类定位，著录提要，存目或禁毁，来判别它们的正邪、优劣的文化价值等级。利玛窦的中文著译存世者在20种以上，收入《四库全书》有4种，未收而存目者6种。收录的4种为《乾坤体义》、《测量法义》、《圜容较义》、《几何原本》，收入子部算法类。存目6种为《辨学遗牍》、《二十五言》、《天主实义》、《畸人十篇》、《交友论》、《天学初函》，归入子部杂家类存目。如果说，《四库全书》也如《红楼梦》太虚幻境的册子之有正册、副册，再加上另册，那么从以上对利玛窦中文著作的处置来看，它们未入正册，而天文算法类书入了副册，传播教义类书则入了另册。这就是西学东渐初期中国

　　文化的对话姿态和西方文化遭遇的命运。当你把别人的文化归档之时，你自身的文化前行的姿态和命运反过来也被归了档。

　　在利玛窦使中西文化联姻的过程中，这位传教士碰上了一种前所未遇的古老而深厚的东方文明。他不可能像对某些所谓“蛮族”那样，面对文化空洞高傲地大肆传教，他面对的是一个丰足而儒雅的民族，必须使自己也变得儒雅而不鄙陋，才能在这个古老深厚的文化体制中获得受人尊重的身份。他想对中国文化施以压力，中国文化也对他施以反压力，相互之间都有一个文化辨析、认知和选择对话方式的过程。有一种所谓“利玛窦判断”，他发现中国所存在的东方人文主义，特点在于宗教不发达，没有完备的神学，有的只有道德哲学。这使他对基督教东征之旅抱有信心，又对东方的道德信仰心存畏惧，内心充满复杂的矛盾。面对东方源远流长的文明传统，他不能显出简陋，于是搬出天文算法这类西学的优长所在，他甚至一再敦促罗马教会增派一些精于天文星相的教友来华，以备中国皇帝每年编修历法的咨询，以博取中国学者的青睐和折服。《四库全书》子部天文算法类收入利玛窦的四种书，是作为实用之学加以评价的。《四库总目·子部总叙》将天文算法类图书放在医家和术数图书之间，属于实用之学，但不是纲纪之学。西方的天文算法这类科技著作，被嵌镶在中国儒学的学术价值框架之中，受到了格式化的处置。这套框架是由《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具体设计的，带有北方学术宗师的典重的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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