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入存目，是否有归入另册之嫌，还要略为辨析。《四库》著录和存目的分野，绝非只看学术标准，不看政治标准。比如元代散曲大家张可久（字小山），曾被明代曲家将之与乔吉比为“曲中李杜”。但《四库全书总目·凡例》说：“张可久之《小山小令》，臣等初以相传旧本，姑为录存。并蒙皇上指示，命为屏斥。仰见大圣人敦崇风教，厘正典籍之至意。”因而将其从著录贬为“集部词曲类存目”。这里采用的是“敦崇风教”这种政治伦理标准。利玛窦的传教著作也不是因为质量标准，而是因为政治考量而归入子部杂家类存目的。

　　对于这种文化碰撞中的甜酸苦辣，利玛窦早有实感在先，他因而反对西班牙籍的耶稣会士桑彻斯所谓“劝化中国，只有一个好办法，就是借重武力”的强暴传教方式，而主张“交友传教”的方式。他建议：“所有在这里的神父努力学习中国文化，把这作为一种很大程度上决定传教团存亡的事情看待。”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利玛窦在江西南昌，应万历皇帝的堂叔建安王的要求，辑译的西方哲学家的格言集《交友论》，语录一百则，也透露了利玛窦以交友方法传教的文化策略。时人冯应京（安徽泗州人，万历二十年进士）为之作序云：“西泰子间关八万里，东游于中国，为交友也。其悟交道也深，故其相求也切，相与也笃，而论交道独详。嗟夫，友之所系大矣哉！……爰有味乎其论，而益信东海西海，此心此理同也。”然而一二百年后的钦定《四库提要》却对此并不领情，认为“万历己亥利玛窦游南昌，与建安王论友道。因著是编，以献其言，不甚荒悖，然多为利害而言，醇驳参半”。这些说法就未免有点儒者排斥异己的不靠谱的意味了。《交友论》说：“吾友非他，即我之半，乃第二我也，故当视友如己焉”；“友之与我，虽有二身，二身之内，其心一而已。”这些话都带有上帝造人，其心如一的信仰，至于“德志相似，其友始固”，也强调交友应该提倡志同道合，看不出有何等“多为利害而言”的迹象。不能因为他是传教士，就把他介绍的西方伦理哲学都废弃不顾，儒门不是也讲究“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吗？《礼记》还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偏执地批判交友之道，有可能关闭开放的心灵，这是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的。就拿世博会来说吧，它倡导的“理解、沟通、欢聚、合作”理念，高度重视交友之道，欢迎天下友朋，共办共享这个超越了国家、民族、宗教分隔的人类文明盛会。

　　在文明对话中，利玛窦传教的策略，本有援儒斥佛的苦心，他“小心谨慎，竭尽努力从中国历史和信仰中采纳可能同基督教真理一致的一切”，对中国人祭孔、祭祖的礼仪，也采取理解的态度，而集中力量抨击佛、道。徐光启称这种文化策略为“补儒易佛”。但四库馆臣对此并不认同。比如《二十五言》本是伦理箴言集，以25则短论宣说“禁欲与德行之高贵”，《四库提要》反而认为：“明利玛窦撰。西洋人之入中国自利玛窦始，西洋教法传中国，亦自此二十五条始。大旨多剽窃释氏，而文词尤拙。盖西方之教，惟有佛书，欧罗巴人取其意而变幻之，犹未能甚离其本。厥后既入中国，习见儒言，则因缘假借以文其说，乃渐至蔓衍，支离不可究诘，自以为超出三教上矣。附存其目，庶可知彼教之初所见不过如是也。”又评《辨学遗牍》，谓“是编乃其与虞熙论释氏书，及辨莲池和尚《竹窗三笔》攻击天主之说也。利玛窦力排释氏，故学佛者起而相争。利玛窦反唇相诘，各持一悠谬荒唐之说，以较胜负于不可究诘之地。不知佛教可辟，非天主教所可辟；天主教可辟，又非佛教所可辟，均同浴而讥裸裎耳。”这里把天主教和佛教，都看做异端外道，通通排斥，以维护儒学的纯正性。其用语相当刻薄，觉得两种先后来华的宗教相互排斥，只不过是一同在澡堂子里洗澡，你笑人家裸体，岂不知你自己也光屁股呢。

　　四库馆臣编书，既然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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