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从天文算法类中，选择利玛窦两部书的提要加以考察。其一是《乾坤体义》，属于自然哲学著作。上卷讨论地球和天体构造，以及地球和五星相互关系之原理；下卷列举几何题十八道，用来证明数学图形中间，圆形具有最大的包容性，比一切图形都完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六评述说：“《乾坤体义》二卷，明利玛窦撰。利玛窦，西洋人，万历中航海至广东，是为西法入中国之始。利玛窦兼通中西之文，故凡所著书，皆华字华语，不烦译释。是书上卷，皆言天象，以人居寒暖为五带，与《周髀》七衡说略同。以七政恒星天为九重，与《楚辞·天问》同。以水火土气为四大元行，则与佛经同……至以日月地影三者定薄蚀，以七曜地体为比例倍数，日月星出入有映蒙，则皆前人所未发。其多方罕譬，亦委曲详明。下卷皆言算术，以边线、面积、平圜、椭圜互相容较，亦是以补古方田少广所未及。虽篇帙无多，而其言皆验诸实测，其法皆具得变通，可谓词简而义赅，是以御制《数理精蕴》，多采其说而用之。当明季历法乖舛之余，郑世子载堉、邢云路诸人，虽力争其失，而所学不足以相胜。自徐光启等改用新法，乃渐由疏入密。至本朝而益为推阐，始尽精微，则是书固亦大輅之椎轮矣。”
提要肯定了利玛窦天文算法的简明详实，以及发前人所未发的新颖之处，但这种肯定是有限度的，看不出有多少以西人为师的输诚之心。另一层的意思，反而有些西学中源之意，从大概是汉代的天文算学典籍《周髀算经》，以及宗教文学类的著作中寻找科学的源头，折射了某种“西学东源说”的投影。这种投影在居于《四库总目》子部天文算法类榜首的《周髀算经》的提要中，表现得更为充分，其中提到《周髀》“其本文之广大精微者，皆足以存古法之意，开西法之原”，又说“明万历中，欧罗巴人始别立新法，号为精密。其言地圆，即《周髀》所谓地法覆槃，滂沱四隤而下也。……西法多出于《周髀》，此皆显证，特后来测验增修，愈推愈密耳。”对于传统学术，固然不应数典忘祖，应看到它在古代曾经领先，但是更不能总像阿Q那样得意忘形地夸口“先前阔”，而矮化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科学技术的进展。尤其应该看到，世代沿袭的正统学术倚重人伦修养，排斥奇技淫巧，从学统和体制上未能自觉地把科学技术的发展置于国策的地位，于此时际反而津津有味地编制尧时畴人传为西学的神话，不知取彼之长补己之短，不知改革为何物，实在令人感到可叹可悲。
其二是《几何原本》六卷，乃是欧几里得《原本》的平面几何部分，利玛窦根据其师克拉维乌斯的拉丁文评注本翻译成中文，1608年刊行。《四库提要》说：“利玛窦译，而徐光启所笔受也。……光启序称其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非虚语也。……此书为欧逻巴算学专书，……以此弁冕西术不为过矣。”所谓弁冕，都是古代男子冠名，吉礼戴冕，通常礼服用弁，四库馆臣是把《几何原本》看成西方学术之冠的。徐光启（教名保罗，）从一个谙熟“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文的进士，转而与利玛窦翻译科学名著，并把逐渐理解该书的精确性和可靠性当做享受的过程，其后又以这种科学思维写成《农政全书》60卷，这种“徐光启转换”在晚明社会具有独特的文化史和科学史意义。他强忍父丧之痛，与利玛窦反复辗转，求合原书之意，三易其稿，终成精品。他对此书的逻辑推理方法和科学实验精神甚为折服，在《几何原本杂议》中说：“举世无一人不当学……能精此书者，无一事不可精；好学此书者，无一事不可学。”其推崇可谓备至，使这部书成了明末清初揣摩算学者的必读之书。
曹操《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徐光启、利玛窦借用“几何”二字，重新命名“形学”，谐音英文Geo，促使中国这门学科与西方接轨。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盛赞“利、徐合译之《几何原本》，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又称四库全书馆臣多嗜算学，“在科学中此学最为发达，经学大师差不多人人都带着研究”。其影响之大，刺激了后来的墨学、尤其是蕴含科学和逻辑思维的“墨辩之学”的复兴。只可惜当时的体制不能使科学研究与创造发明相结合，众多的聪明才智依然浪掷于以八股求利禄之中，因而无法打通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四库全书》的价值系统只把天文算法类的《几何原本》等书作为一家之言置于副册，没有将之作为正册的独立的科学体系而置于国家文化的正统地位。社会机制不能互动互融而出现文化脱层现象，乃是一个大国全面协调发展的大忌。
与四库馆臣咬文嚼字的思维方式不同，历届世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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