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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形势需要借屈原以呐喊

如前所述，今人对屈原的理解，基本上以郭沫若先生的观点为依据。因为，郭沫若的《屈原研究》是其历史研究的代表作之一。在他写《屈原》话剧之前，他已经解决了屈原两大形象的识别问题。其一，定屈原为伟大的爱国者；其二，把屈原作为孔子“仁政”的代表人物。他的爱国形象与主张仁政的形象是一致的。因为，他想以楚国为中坚力量，在六国推行仁政来统一中国，从而与“虎狼之秦国”的武力统一中国区分开。而他一生的拒秦之举，恰恰与中国的上世纪４０年代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大形势相仿，所以，才有了郭沫若要写《屈原》一剧的时代需要与革命动力。借古喻今，借历史说现实，恰是郭沫若的长项，因为他对历史颇有研究。

按郭沫若先生自己的说法，《屈原》写于１９４２年１月，这时正值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也是国民党反动统治最为黑暗的时候。半壁河山沦于敌手，蒋介石集团消极抗日，并且悍然发动“皖南事变”，大肆屠杀爱国抗战的军民，掀起反共高潮。郭沫若面对这样的政治现实义愤填膺，创作了《屈原》，以鞭挞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他说：“全中国进步人民都感受着愤怒，因而我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到屈原的时代里去了。换句话说，我是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时的时代（《序俄文译本史剧〈屈原〉》）。”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中国现代戏剧史专著《中国现代戏剧史稿》认为，通过“南后诬陷”这一突变，屈原一生的悲剧性已被凝聚在一个具体事件中了。政治斗争采取了人格污蔑的方式，保民兴楚的大业毁于顷刻之间，伟大高尚的灵魂被卑污的小人践踏，智慧和忠诚在昏庸面前失去了作用，这正是屈原一生悲剧的戏剧化的表现，遭此巨变时，从屈原那可与日月争光的心胸中喊出的是：你陷害的不是我……是我们的楚国，是我们整个儿的赤县神州呀！郭沫若借屈原的呐喊，喊出了抗战军民的心声。《屈原》在当时的重庆演出，震撼了所有的观众，起到了鼓舞抗战士气的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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