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昺之疏，引用了孔颖达的《论语正义》，直接点明“孔子行于山梁，见雌雉饮啄得所”，即走进山中，亲自看见雌雉，因而触景生情，“感物而叹”，重点仍在“人不得其时”上。对于“色斯举矣，翔而后集”的解释，基本上与皇侃《义疏》一致。其他各句，则是顺着何注的意思说下来，其借雉鸟以比喻“人不得其时”的主旨，根本未变。

　　这些注家，为什么做出这样的解释呢？从文字上看，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是，《乡党》篇主要是记录孔子的个人生活、饮食起居和日常礼节的，涉及到社会政治处境和人际关系。因此，注者很自然地将该章的叙述与人的社会境遇相联系，更直接地联系到孔子对“不得其时”的感叹，未曾想到还有其他方面的意义。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山梁雌雉只能是用来做比喻的工具，没有其他任何价值。邢疏虽然指出，孔子行于山中，见雌雉“饮啄得所”，引起孔子的感叹，但其根本立足点，还是说明人间遭遇问题，并无其他意义。

　　其实，《乡党》篇中的内容，并不限于社会处境和人际关系，还记录了孔子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言行。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迅雷风烈必变”。迅雷烈风是自然界的现象，但是，与人类的活动有密切关系，因此，孔子遇到这种情况时，必然改变态度和颜色，表现出一种很深的敬畏之情，其中包括了孔子天人之学即人与自然关系学说的重要内容，这就是“畏天命”。我们所讨论的这一章，实际上就是讲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更具体地讲，是人与自然界的生命的关系问题，不是讲人的社会处境和际遇问题。

　　孔子讲人间遭遇的地方很多，都不是在《乡党》篇，而且都是直接表述，没有、也用不着如此曲折、隐晦的方式。该章全文不仅没有人之得时不得时的任何表述，就连这方面的提示也没有。其所描述的，是孔子亲眼所见，亲身所感，直接叙事。确实发出了人生感叹，但这是就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发出的感叹，与人之得时不得时并无直接联系。

　　其二是，从语言文字的结构上看，《论语》有很多篇章，其开头的叙事方式，大都有“子曰”，《乡党》则省去了主语，但一看就知道是指孔子。该章开头也无主语，注者便认为，“举”和“翔”的主语是指孔子。但《论语》中的这种叙事方式，并不是必然定则，如果说，省去主词是一种叙事方式的话；那么，究竟以何者为主语，则要依据其语义而定，要看具体语境。这样的例子，并不是没有。就该章而言，后来的朱熹，就做出不同的解释。朱熹解释“色斯举矣，翔而后集”说：“言鸟见人之颜色不善，则飞去，回翔审视而下止。”见人“颜色不善”之说，仍沿用了邢昺之说，但其最大的改变是，此处的“举”和“翔”，都是指雉鸟，而不是指孔子。这无疑是正确的。“举”者举行、飞起，“翔”者飞翔、廻翔，用在鸟儿身上很恰当，用在人身上则很勉强。“集”字也是如此。“集”之本字是群鸟落在木上，亦可解作集落某处（如桥梁或山梁）。孔子的行止（虽有弟子跟随，但主词是指孔子本人），不宜说“集”，作“翔集”或群集讲，似不恰当。其实，皇侃也意识到这一点，因而引虞氏之说，“此以人事喻于雉也”，即以雉鸟比喻人事。但即使如此，仍觉不妥。

　　此外，在章节安排上，注者将该章与上章“升车”云云，连在一起，说明“举”和“翔”是指孔子之行止，而“时哉”之叹，是孔子说自己。但是，就语境和语义而言，该章与上章“升车，必正立执绥，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并无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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