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此种种，都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在“国学”名称下的种种说法。按照我的理解，“国学”是西学背景下对民族学术文化的总称；西学在经历现代化之后出现了严重分化，中国文化又在不断地西化中被外来范畴所割裂。作为对中国教育体系过于西化的反弹，“国学”恰恰代表着中国通识教育本身。尽管这种意义上的“国学”与眼下太过西化的教育体制格格不入，我们还是必须澄清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当中华文明还像是个正常文明的时候，通识教育原本正是其教育的主要内容。

    的确，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之初，不管中华文明缺乏什么，也绝不缺乏通识教育。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说道：

    “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

    也就是说，至少是按照严复的判断，相对于具有专业钻研精神的西方人而言，当时的中国人，反而是更偏向于通识、通才和通人。

    不过，除了像严复那样的留洋学生，当时的中国学者，非但不会觉得这种“中国夸多识”有什么不好，反而会以此种通识为荣，因为历史上的大儒，从孔夫子到朱熹，从王夫之到顾炎武，早就为他们树立了这方面的榜样。即使到了今天，我们还能从钱穆当年的文章中听到这样的历史回声：

    “中国学问经史子集四部，欧阳修已一人兼之。其实中国大学者尽如此。中国学问主通不主专，故中国学术界贵通人，不贵专家。苟其专在一门上，则其地位即若次一等。”

    可见，我们的文明在权衡价值与效率时，宁愿要通儒的人格，也不要专家的机心。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说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好；事实上，反观全世界任何延续至今的正常的古代文明，也一定是以通识教育为先的。因为任何文明需要自我赓续，一定要让已有的文明成果被广泛接受，否则它们就无法进行大体不走样的自我复制，其教育目的就会谬以千里，其文明就会日趋式微，也就很难被后人所知了。

    回顾严复“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这一断然的二分法，终究感觉其太过于简单化了。以壁垒森严的空间结构，严复固化了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别，而不知从充满偶然性的历史语境中，突显对于全体人类的真正挑战：古代人类文明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是到了近代文明才出现了问题。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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