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的是，在中华文明显得样样不行的那个年代——洋务运动的船坚炮利不行，戊戌变法的制度不行，五四运动的思想价值似乎也不行——那个年代，坏的往往被说成是坏的，好的也往往被说成坏的！在那种情况下，西方学者一旦论说起中国来，无非就是千方百计地试图解释：中华文明何以样样都不行？其深层的教训又到底何在？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就曾经同样站在功能主义的角度，从反面抓住了中国文明的这个要害，把中国社会的不发达和非理性，归咎于《论语》中最著名的通识主张——“君子不器”。

    尽管马克斯·韦伯那点单薄的中国知识，不是来自传教士，就是来自汉学家，然而一旦他由此得出的权威判断，再回传给西方世界的汉学家们，效应就会被不断放大；美国汉学家列文森就承袭这种韦伯式的批评，在其名作《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认为，儒家士大夫样样都想略知一二，却样样停留在“业余家”的水平上，而这正是社会分工与进化的阻力。

    随着中国在西方压力下逐渐失序，在通识优先还是专才优先的问题上，中国原有的文明规则就逐渐失效了。虽然人们阴差阳错地还是沿用“博士”二字来翻译西文的Doctor一词，可这顶代表最高学识的冠带，却并不要求博学和博雅；恰恰相反，“博士不博”不仅被看成是正常的，而且被看作正确和正当的。即使是后来尚称博学的王国维，在他满脑子西学的早年，也是这样来看待学术分工的：

    “今之世界，分业之世界也。一切学问，一切职事，无往而不需特别之技能、特别之教育，一习其事，终身以之。治一学者之不能使治他学，任一职者之不能使任他职，犹金工之不能使为木工，矢人之不能使为函人也。”（王国维：《教育小言十三则》，《王国维集》第四卷）

二、中国通识教育偏颇的文化根源

    对于往日错误的修正，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表现为新一轮的西化和对自家传统的继续漠视。

    进一步了解中华文明是如何偏离对通识教育的重视的，我们就需要重新思考严复当年提出的文明二分法，并且回到文明碰撞之初，检讨当时的人们认识文明的方法，包括认识外部文明的方法与认识自身内部文明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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