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退一步说，在充满冲突震荡的近代世界历程，就算让西方全都实现了自己的通识教育理想，这个世界也未必会变得更好。所谓“通识”，作为对于此前文明成果的凝聚与概括，从来就是一个历史发展的概念，以往被公认为“通识”的文化内容，转瞬间就会变得不够充分，甚至不无偏颇或偏执。因此，在一个全球化渗透到每个文化的时代，就不能回避这样的事实：无论西方的通识教育怎样博雅，仍然顽固地潜藏着其固有的文化之根。因而，客观、辩证地分析西方的通识教育，特别是分析其公认的样板，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我们不能因为有了哈瑞·刘易斯的上述说法，就一概否认哈佛在本科通识教育方面，曾有过以核心课程为代表的全盛期。可是另一方面，又不能因为这个得天独厚的学府确实有过辉煌的成绩，就一定要盲目追随它。事实上，如果不能冷静而全面地分析，那么哈佛教育的全盛期，鉴于它实在太过富甲天下，其实是想学也学不会的；反而是哈佛的富贵病，由于我们自身体质的缘故，则很容易罹患和放大。

    或许又会听到这样的辩护：中国近代以来的教育体制，一反历史上的通识取向，进行了细微的分科并注重理工和实用，这种做法自然是流弊多多；不过，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教育体制大体还是好的，它毕竟提供了现代化的后备军，支撑了当代经济的高速增长。这话是从积极的方面去盘点，却未从消极的方面去清算：我们到底已经为之付出了多少代价，并且还将为之付出多少代价？

    这种育才方式已经使得社会的内聚力难以为继，并且已经酿出积重难返的病象：那些有幸受过高等教育、原本应当是知书达礼的人，却个个都安于一隅，人人都执于一偏，这与我们的教育方法有重要的干系：在校期间，原只修习了专业课，而走上社会以后，又看到越是观点偏激，就越有人气和市场，当然更会受到鼓励。人自身过度的专业化、狭隘化和功利化，以及人们精神视野的残障化，后患无穷。此时，人们才真切地理解到，原来那个久违的通识教育，还有这样一个不为人知的功用，那就是可以为我们的共同体提供一个长治久安的稳定器。

    通识教育的尽快恢复，关系到整个民族当下的纲纪和未来的前途。那么，究竟该从哪里起步逐渐去落实？——还是要回到一开始就挑明的论题：把通识教育放到诸神之争的背景下去全盘重新考虑。最关键的一点是必须解放思想，打破长期以来的迷信：不要以为惟一的解药，总会毫无例外地隐藏在西方的某个角落。如果我们能打破这个迷信，那么并不难找到真正的解药：要想深入打破通识教育的困境，首先需要弄清的是，在当今这个乱糟糟的全球化时代，究竟什么才算得上名符其实的“通识”？事实上，正如前不久各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的争辩，在这个各种文明规则不断冲撞磨合的紧要关头，究竟作为一个地球人至少需要知道些什么，还根本就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我认为，尽管已经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可是对于具有不同文化和母语的人群而言，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去编写同一种通识教本。短期来看，作为我们相对可控的迫切目标，首先必须在中文世界里，设计出既符合文化传统、又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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