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这个一向被称做“礼仪之邦”的社会，也终于从以往的“君子不器”，发展到了如今的“小人皆器”，以至于走到哪里都缺乏安全感，无论推出什么举措，都要事先防范钻空子，徒然增加了高昂的社会成本。即使已经落入这般田地，我们还是只会从现代学术分科的角度，来检讨中国的教育制度：如何才能培养出那只占百分之五的最高端科技人才？无非还是抛洒重金向外广派留学生呗。他们怎么就想不到：由于通识教育的全面缺位，以及由此导致的整个社会共识的缺失，我们的社会正在流失最起码的地基？

    有意思的是，如此瞧不起中国通识的李济，也于多年后再度访美时心生迷惑：美国的社会风尚与人生观，是否能产生爱因斯坦这样的人？读这位世界自然科学界巨擘的传记，李济觉得其日常生活颇与中国传统读书人没有什么分别，而与美国的教授阶级却大大不同。——不知李济是否接着反思过：什么才是“中国传统中若干读书人”呢？不正是他向其投以青白眼的通才么？

    说来好笑，就这么糊涂的观念，我们眼下还要感谢它，因为正是基于对高端科技人才的渴求，“通识教育”的问题才逐渐重新被重视起来，作为民族学术统称的“国学”也才逐渐开始被正眼相看。但由于那些突然想起通识教育的人，自己就未曾受过这种教育，所以他们对于通识或博雅的理解，也只停留在“杨振宁加《唐诗三百首》”上。更让人抱不平的是，通识教育还是沿着当年的简单逻辑在向前推进。正如专业分工曾被视为西方的最大奥秘，等人们沿这条斜坡越滑越远，才又在今天反过来发现：原来只有通识或博雅教育，才算得上西方成功的真正谜底！

    尽管人类的各个文明从来就必须相互借鉴，但真正聪明的学习方法，应该遵循缓步调适、渐次增长的策略，而不是采用彻底格式化的、大开倒车的手段。既然当年已然是矫枉过正，而且现今已经确认了这种偏差，那么，对于往日错误的修正，即使不表现为彻底复归，也应当表现为朝着相反的方向去调适，从而部分地回归中国传统。无论如何，它也不应该表现为新一轮的西化和对自家传统的继续漠视。

三、期待建立全球化时代的人类通识

    要想深入打破通识教育的困境，首先需要弄清的是，在当今这个乱糟糟的全球化时代，究竟什么才算得上名符其实的“通识”？

    其实，眼下被吹嘘得天花乱坠的西方通识教育，正如以往同样被吹嘘的西方宗教一样，其自身也正处于每况愈下的艰难时刻，就连西方人自己，都还不知道如何去拯救它们。正如美国哈佛学院前院长哈瑞·刘易斯在《失去灵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一书中提到：新一代的教师并不认同前辈教师的理想。通识教育课程的内在逻辑已不复存在，它已经成为各系安置没有能力上专业课的教师的“垃圾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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