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自从中西两个文化圈相互重叠以来，对外部文明和内部文明的这两种认识从来都是相互依赖的。从人性之常出发，各文明就注定存在着相当广泛的文明之常。也正是因为有着这些常态与常量，各文明之间的信息传递与相互借鉴，以及由此获得的调适更新，才可能有了坚实的人类学基础。

    但可叹的是，在严复那个时代，近代西方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逼得人们必须在二分法的框架下，企图运用简单的逻辑去把握西方文明的主要特征。欠发达国家似乎存在着一个比较的幽灵，一旦发现西方某种特有的东西，马上就会把它认定为现代西方社会的不二法门，并且一门心思地去学习，从而让自己的文明黯然失色。我们不妨扳着手指头数数看：不仅仅是社会分工和学术分科，从制度到科学，从悲剧到史诗，从宗教教会到孤独个人，从管弦乐队到竞技体育，哪一样西方社会的特性，优也好劣也罢，没被说成是西方的奥秘？

    不客气地讲，严复对通识的判断，就是从这口“极化”比较思维的陷阱里发出的。他当年《论世变之亟》的上下文，几乎样样都在走这样的极端：“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以生。粗举一二言之：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

    严复思想的决定性影响，以往实在是被大大低估了。其实，在严复提出并被广泛接受的两极文明框架之下，温和渐进的改良派和亢奋激进的革命派，区别并不如想象的那样大：他们无非是要推动本土文明，朝一个相反的对立面发展，两者之间充其量只在手段和速率上有所差别罢了。在一边倒的西风下，即使本土文化还想有所抵抗，也总要遭到百般嘲弄。1960年，钱穆在美国哈佛东方研究院做“人与学”的学术讲演，当论及中国学问主通不主专、贵通人不尚专家时，李济对钱穆的讲法深不以为然，当时的反应是“白眼时多，青眼时少”。

    有了这样的社会压力，才会流传出这样的顺口溜：“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习惯势力既已如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不要说大学里的通识教育了，就连中学时代的孩子们，也早就根据智力高低，被划分成了文理两科。由此一来，才会造成如此反讽的事实：尽管我所从事的哲学教育公认最需要天才头脑，可按照时下的潜规则，考生们却“理科全都考不上，才考文科；文科全都考不上，才考哲学！”在做出这种选择之后，教授们即使再努力又有何用？因为早从学生那里，就被釜底抽薪了！

    由此可知，我们的本科教育产生这种偏颇，其深层的文化根源在于，自从中西方两大文明彼此相识之初，就出现了对于文明事实的漫画般处理。在任何堪称正常的传统社会，人类的知识构成，例如“专”和“通”的比例，或者“约”与“博”的比例，大概都只会是三七开。然而，工业革命以后，这两种学识之间的比例就率先从西方开始变化，逐渐发展到了五五开甚至六四开。而我们竟还要基于对西方文明的偏颇总结，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变本加厉，使两者之间的比例升到了七三开、八二开甚至九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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