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琴：48年前一篇《＜急就篇＞研究》在学术界引起轰动。《急就篇》是汉代儿童的启蒙读物，引起轰动的是这篇论文所展现的汉代社会生活、宗族乡党、村邑闾里、社会风尚的形形色色，具体、翔实地再现了汉代人的衣食日用、物态人情、雅好时尚。周予同、黎澍等老一辈学者对此赞誉有加，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感慨地说:“这样的文章我也写不出!”

　　这是史学大家的自谦吗?不是，老一代学者并非没有学富五车的知识和才情，但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人们耳熟能详的是阶级压迫、农民起义、王朝盛衰，在众口一词的学术氛围中，突然冒出一个另类眼光，从社会和文化的视角，对2000年前的启蒙读物展开全新的解读，从一句“奴婢私隶枕床杠”，对照敦煌文本、居延汉简、宗族家谱，得出汉代奴婢不入户籍，而入财产籍，类似床杠等生活用具，这与古罗马把奴隶视为生产工是不同的社会结构。从去年出版的沈元遗著《汉书批注》来看，他写这篇文章时精读了《汉书》，文章中还运用音韵学、版本学、地理学等多种学科知识，进行综合考察，厚积薄发，尺幅千里，小问题做出大文章。

　　这样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为史学界敞开一个新视野，即社会文化史的视野。当时不可能由此提升到学科意义，建国后社会学和文化学都被取消，由此相应的是社会史的研究缩小到有限的一隅，文化研究则被思想史取代，全国没有一个院校开设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课程，更没有一个专业的研究机构。要说这篇文章在半个世纪以前踏入社会文化史的领域，那也只是个别的自发趋向，这一成果获得学术界的高度赞扬，不仅是作者令人信服的才识，也是史学研究迫切要求扩大眼界的期盼。

　　20世纪80年代初，文化研究如狂飚突起，推动了社会学和社会史的复兴。文化史本是历史学和文化学交叉的综合性学科，它是在近代中国形成的新兴的学术领域，兼有与社会史共生、共荣的特点。它们各有专业的研究对象和知识系统，伴随现代学术的积累和开发，各门专业之间经常交叉，到一定程度发展出边缘学科乃是现代科学发展常有的现象。在法学与哲学之间兴起的法哲学，对法学是有革命意义的建构；从语言学与哲学交叉中产生的语言哲学，被认为是对思维和存在关系的突破性建树。尽管这些新兴学科还很稚嫩，有的也存在学术分歧，毫无疑义的是，它以跨学科的长处、焕然出新的见解，愈来愈得到学术界的重视。近年来在国外兴起大文化史的概念，国内有社会文化史的兴旺，国外有相似的学科出现，说明社会文化本身乃是人类社会共有的现象。它融通物质生活、社会习俗和精神气象，从上层和下层、观念与生活的互动中，揭示社会和文化的特质，这对历史悠久、积累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来说，更具有本土特色和发展的优势。

　　二、社会文化史在理论上的开拓与创新

　　主持人：一个学科门类的产生离不开理论上的开拓与创新，在史学界已成某种声势的社会文化史，其理论依据及理论建树又是什么？

　　梁景和：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为传统的史学理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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