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琴：国外新文化史研究的领域非常广泛，涉及的内容异常丰富。诸如爱情生活、婚姻家庭、夫妻生活、妇女儿童、性别性伦、喜怒哀乐、感官情绪、阅读书籍、身体发肤、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宗教巫术、时间空间、人口犯罪、上帝大众、自然命运等等。新文化史的著述可谓广泛繁盛，不胜枚举。诸如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的《启蒙运动的生意》和《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美国历史学家林恩·亨特的《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美国历史学家娜塔莉·戴维斯的《马丹·盖赫返乡记》、法国历史学家勒华·拉杜里1975年出版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法国历史学家阿兰·科尔班的《大地的钟声》和《污秽与芳香：气味与法国的社会想象》、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的《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英国历史学家西蒙·沙玛的《财富的窘境：黄金时代荷兰文明的一种解释》、意大利历史学家卡洛·金斯伯格的《夜间的战斗：16、17世纪的巫术和农业崇拜》等等。此外，还有很多有趣味的新文化史著作。

　　五、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特色何在？

　　主持人：社会文化史兴起20年来，是否已形成自己的学科特色？表现在哪里？

　　李长莉：特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微观史与深度描述的趋向。在联系观点的观照下，就某一微观事象从多维联系中深入分析其各种因素的关联性、互动关系及多层意涵，以求见微知著，揭示此一事象所反映的社会文化丰富意涵。二是以记述叙事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趋向。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对象以人的活动为重心，因而要对人的活动进行具体、生动的描述，故主要采用叙事形式。文化分析的视角又要求意义的阐释，因而在叙事中有理论分析及意义阐释隐含或穿插其间，使得生动的叙事中有一定的意义内涵。这两个趋向使得社会文化史形成了一些学科优势，积聚了较强的生命力，有利于其进一步发展。

　　梁景和：社会文化史有自己的特色是没有疑问的，问题是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恐怕就见仁见智了。我认为以下两点是很明显的：其一，社会文化史萌发的本土性特征。中国社会文化史是中国史学自身发展逻辑的产物，是中国文化史、社会史、社会文化史发展链条上的一环。改革开放的大势，催发了文化史的复兴；改革开放的深入，迎来了社会史的兴盛。文化史研究偏重于精神层面，即关注思想观念、社会意识等问题；社会史研究偏重于社会层面，即关注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等问题；而社会文化史研究则关注两者的共生共荣。很多文化观念问题反映在社会生活等社会问题的层面上，很多社会问题与文化观念问题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社会文化史就应运而生了。因此，中国社会文化史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萌生就是中国史学自身发展逻辑的产物，很多研究者都是顺着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而走向社会文化史领域的，体现了中国史学自身发展逻辑的本土性特征。其二，理论探索的自觉。中国学者先后撰文探讨了社会文化史的理论问题，90年代初就有很多学者积极参加了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探讨，如对建立社会文化史学科的意义、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和内容、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方法等问题都在探讨之列。新世纪初，仍然有一批学者关注并参与了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探索，分别就社会文化史研究是价值判断还是事实陈述、如何从社会日常生活中折射出观念的变化、社会文化史是一种独特的研究视角还是一门独立的交叉学科、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心在哪里、社会文化史研究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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