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莉：20余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运用社会文化史视角进行历史研究，论题和领域在不断扩展，研究论著逐年增多，“社会文化史”已经形成了一个以社会与文化交叉视角为特点，有较为集中的研究领域，稳步发展、不断深入开拓的史学分支领域，从研究路径和撰述形式上也形成了诸多趋向。

　　梁景和：20年来，关于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还很难说已经出现典范之作，但还是要承认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发表了很多学术论文，也出版了一批学术专著，诸如刘志琴主编的三卷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李长莉的《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现代》、严昌洪的《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忻平的《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孙燕京的《晚清社会风尚研究》、王笛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等，我自己也出过两本《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和《五四时期社会文化嬗变研究》。此外，杨念群、孙江等主编的《新史学》论丛，孙江、黄东兰、王笛等主编的《新社会史》论丛，也都有其独特的研究意旨。

　　四、他山之石：国外新文化史研究的现状

　　主持人：大家知道，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史学理论与史学研究对国内史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那么20年来的社会文化史研究是否也受到这种影响？从你们了解的情况看，国外同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状况如何？

　　梁景和：国内的社会文化史基本上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独立发展起来的，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受到了国外新文化史的影响。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于法国和美国的西方新文化史研究是一场重大的史学理论运动，如今已成为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编撰中一个最主要的发展趋势和潮流。这股潮流取代了经济—社会史，是对旧的“新史学”的一种有意识的反动和发展，是一次“语言转向”或“文化转向”，是继20世纪50年代中叶西方史学“路标转换”后的又一次重要转折。这股热流70年代初传入意大利、英国，八九十年代开始波及德国、西班牙、匈牙利、荷兰、瑞典等欧洲国家。新文化史的称谓比较复杂，表现出多样性。英国学者彼得·伯克喜欢把新文化史称为社会文化史，他在1997年出版的《文化史的多样性》中，还有意把新文化史称作人类学史学；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三、四代传人喜欢称新文化史为心态史，法国学者卡布瑞则称新文化史为后社会史，还有把新文化史称作新社会文化史和历史人类学的。新文化史的理论和方法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即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评、文化人类学、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学派史学。这四个方面直接影响了新文化史的历史编撰和叙事风格。

　　李长莉：新文化史的学者早先一般是研究社会史的，后来对社会史产生了疑问，并逐渐开始对社会史理论框架展开批判和修正。被奉为新文化史思想先驱的英国劳工史家汤普森1963年在其代表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就体现了“向文化的转向”的趋势，他主动超越了社会史并把研究转向文化史方向。60年代末，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勒高夫从社会—经济史转向社会—文化史，将研究领域由经济转向心态这一更为深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