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莉：由于过去常用的一些比较单一和平面化的史学概念不足以准确地表达社会文化史研究对象的丰富意义，因而研究者越来越多地采用一些表达复合意义或新生意义的新概念作为分析工具。例如：公共空间、公共领域、建构、想像、社会记忆、话语、失语、合法性、正当性、权力、语境、场景、宏大叙事、个案、微观研究、深描、地方性知识—普遍性知识、大传统—小传统、民间社会等等。这些概念词语大多是从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库中借用，引入史学研究中的，它为社会文化史研究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工具，因而在史学研究的队伍中，研究社会文化史的学者运用这些新概念最为广泛。这些概念的提出与运用，为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上的支撑。

　　刘志琴：中国有丰富而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足以创生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理论。社会学家费孝通曾提出，中国基层社会本于礼治秩序，乡土中国是礼俗社会。“礼”在中国有礼制、礼治和礼教之称谓，礼制是王朝钦定的器物享用制度。历代王朝都以“会典”、“典章”、“律例”或“车服制”、“舆服制”等各式条文，管制人们的物质生活。礼在中国，实际上是日用消费品分配的准则和教化民众的规范。所以礼不仅是思想观念、道德准则，也是制度的实体，这样一种涵盖物质、精神和制度的概念，在西方古典哲学中从未出现过，因此找不到对应的词汇来翻译“礼”，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特有的理念形态。中国古代史中的“俗”，也与西方有别，西方民俗学在日本直译为《土俗学》，是指下层自然生成的习惯势力，而在中国略有不同，虽然俗在中国也指民间习俗，但自古以来就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最高统治者不仅要亲自过问风俗民情，还委派官吏考察民风，作为制定国策的重要参照。从商周的天子、诸侯，到明清的君主、士大夫，都把以礼化俗作为治理天下的大事，主导习俗的发展，致使礼中有俗，俗中有礼，两者的价值走向愈益趋同，致使礼俗之界难以划分。

　　在中国人心目中，大至天道运行，小如日用器物，深到修心养性，无不以教化为先。孔子的“移风易俗”，管子的“教训正俗”，荀子的“习俗移志”，吕不韦的“观其俗而知其政”等，各家各派都具有把国运盛衰、名教兴亡的审视点下移到社会生活考察的传统，有力地推动了伦理观念渗入生活方式、社会风尚和民间文化的各个领域。在中国，一部社会文化史实际上也是一部物化的社会思潮史，这是思想史和社会史不能取代的内容。如此厚重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模式，在世界上独一无二，最能创生中国的社会文化史理论。当今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处于全球化的浪潮中，不能不受外来文化的启迪，但鉴于中国文化的特质，我以为研究者与其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到不如深入到本土资源中谋求新发现。因为充分认识中国文化模式的独特个性，就足以使这一领域活色生香，甚至改写中国思想史的风貌。这应是开展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价值所在，我希望研究社会文化史的同行们在这方面大胆探索，定能有所贡献。

　　三、如何评估20年来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成绩？

　　主持人：国内社会文化史研究开展已20年了，成绩何在？代表作又如何？

　　刘志琴：记得30年前文化史刚刚复兴时，人们也有这一提问，周谷成的回答是:“草鞋没样，边打边像。”今天已无人再对文化史研究提出这样的疑问了，我想社会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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