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苏州“三国文化论坛”凸显了地方的利益之争，从这次会议的主办单位就可知道其端倪，协办方是一家房地产公司。一个非学术团体举办的学术论坛来讨论学术性问题——曹操墓的真假问题，没有发掘单位参加，没有一个专业考古工作者到场，也不对考古现场进行调研，更不对出土文物进行深入研究，这本身就是值得深思的。

我们历来都欢迎学术探讨和质疑，但这仅仅是限制在学术范围内，反对借机炒作，更反对带有功利性的质疑，甚至是怀疑一切、否定一切，为否定而否定，不顾科学事实，缺乏科学精神，赌气式的所谓质疑。

质疑一个问题，质疑者应当先查查有关这一问题的资料，从专业的角度发现问题，提出相应的问题，这才是正确的态度和方法，而不是先入为主地抱着怀疑的目的去看待一件事物，这极容易将自己陷入一个错误的怪圈中。有的人以专家的名义出面讲话，误导读者，利用广大读者对曹操这一历史人物的关心，使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演变成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是极不负责任的。

而有些人出于个人目的，不顾事实，为了否定而否定这座墓，使科学的成果变成他所希望的“周老虎”，其行为和出发点，是让人颇为忧虑的。根据报道，我了解到与会学者提出了几点质疑，其实都是老调重弹，没有新材料。但是，它却在社会上造成了许多不良的影响。

一、关于《鲁潜墓志》是不是“埋地雷”之说

此说毫无根据，“埋地雷”的目的是什么，是什么时候埋的？如果“埋地雷”的话，无非是想求利，但是这个墓志被发现后，是徐玉超先生主动上交给安阳县文物部门的。此墓志是1998年发现的，如果要“埋地雷”，是谁去埋？什么时间去埋？谁造的墓志？目的何在？难道说徐玉超有这样高的造假水平？难道说他早就知道曹操墓就在附近吗？为什么十几年后才发现曹操墓，而印证了它的记载呢？如果是其他人造的墓志，为什么他们不去挖出来，而是让徐玉超挖出来了？那么他们的求利目的岂不是泡汤了吗？

二、关于魏武王谥号的问题

关于封号和谥号的问题，谥（亦作谥号），就是王、公、卿、大夫（自汉代起则是皇帝、大臣、亲贵、士大夫）死后依其生前事迹给予的称号。古代人通常是封号和谥号一起用的，如只有谥号而没有封号，就不知道其归属了，因此必须连起来用才是完整的。

曹操是在其死后，东汉皇室才给他谥号为武王的，他的封国为魏，为什么就不能称魏武王呢？如果像那些因此而否定曹操墓的说法，那么齐桓公的国号是周王室给他的封号，桓公小白就是周王朝的臣民，齐桓公就应该叫周桓公了吗？那么为什么会出现“郑桓公”、“鲁桓公”、“秦桓公”、“宋桓公”、“卫桓公”等这么多桓公了呢？总是要有个区别的。

称曹操为“魏武王”这个词不是我们今人的首创，早在曹操去世不久的南朝时期沈约编著的《宋书》上即有记载：“汉献帝建安二十三年，秃■鸟集邺宫文昌殿后池。明年，魏武王薨。”

因此，为什么曹操墓中就不能出有魏武王石牌呢？这个称谓的出现，恰恰证明了曹操墓葬的真实性。因为曹操死于建安二十年正月，然后东汉政权赠他谥号为武王，二月就入葬了。八个月后，曹丕称帝追尊其父亲为武皇帝，此后就称其为武皇帝了。也只有这个短暂时期才能称魏武王。

曹丕追尊他为武皇帝后，后人就称其为魏武帝了。那么，为什么后世人可以称他为魏武帝，而在魏武帝之前就不能称他为魏武王了呢？

关于有的学者称文献中从来没有称他为魏武王的，这只能说明他无知，掌握资料不全，或根本就不愿深入研究。其实在唐初宰相房玄龄所著的《晋书》、唐杜佑《通典》、宋司马光编写的《资治通鉴》、东晋常■的《华阳国志》、宋元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中都有称曹操墓为魏武王的记载，凡此种种，不下数十篇。如此浮躁，难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从此也看出这些人的水平了，对其他问题的质疑同样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三、关于魏武王和《鲁潜墓志》上武字和魏字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铭刻专家赵超指出：魏武王的“魏”字，和现在我们写的“魏”字不一样，是在“委”和“鬼”两个字中间加了一个“山”字，这是在秦汉时期大量出现的标准写法，东汉晚期也是这样，魏晋以后就改变了。北朝时期，就把“魏”字的“山”字移到“鬼”字上面去了。再晚一点，这个“山”字完全消失了。我们通过这个字的写法，能够把它的时代判定在东汉到魏晋时期。

郝本性先生指出：《鲁潜墓志》是标准的隶书八分体，研究文章正式发表过，10多年来也没人提出过异议。偏旁混用在魏晋南北朝很常见，这叫“碑别字”，当时乌龟的“龟”字，有160种写法，陆明君的《魏晋南北朝碑别字研究》中，把“止”、“山”混用当做一个典型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