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佛教史籍记载，早在原始佛教时期，释迦牟尼对于清净就有种种说法，如“洗净有三种：一洗身，二洗语，三洗心”，目的是“令除去臭气、安乐住”，且“有染比丘不得礼人，不得受人礼”。“染有二种：一饮食染。二不净染。不净染者，但是粪土涎唾污秽，及大小行来未洗者”。《大比丘三千威仪经》云：比丘大小便若不洗净，“不得坐僧床座及礼三宝，亦不得受人礼拜”。佛教对于清净的讲究可谓由来已久，源远流长。

　　在宋元禅宗清规中，对于如何达到和保持生理清净、心理清净、信仰清净也有种种规定。北宋《禅苑清规》“大小便利”条规定：僧人如厕时“临厕弹指三下，以警啖粪之鬼。不得涕唾狼籍，努气作声，厕筹划地，隔门壁共人语笑”。如厕后必须洗净、盥漱，“准律须嚼杨枝”。“准律若不洗净，不得坐僧床及礼三宝，亦不得受人礼拜”。其中洗净、盥漱、“不得涕唾狼籍”云云，属于物理清净或生理清净，而弹指警鬼、不洗净则不得坐僧床、礼三宝和受人礼拜显然属于心理清净。《禅苑清规》“发书”条、“受书”条规定发信、收信均要香薰，可说物理清净、心理清净尽在其中。“新添滤水法”条引述义净的话：“滤食水之人，来世当生净土。”其中的物理清净、心理清净自不待言，而“来世当生净土”的预期无疑是信仰清净在起作用。南宋《入众日用》（又称《无量寿禅师日用小清规》）规定，僧人下床时要念偈：“从朝寅旦直至暮，一切众生自回互。若于脚下丧身形，愿汝即时生净土。”这显然是为了寻求一种心理清净和信仰清净。南宋《入众须知》规定，入厕、洗净、洗手、净身、去秽时均要念真言。如厕后“如不洗净，不得披袈裟看经”。这里当然主要是物理清净和心理清净。至于宋元禅宗清规中总会列入的“伏愿某人一心清净，四大轻安”的病僧念诵词和“资助觉灵，往生净土”的亡僧念诵词，显然旨在求得心理清净和信仰清净。　

　　关于物理清净、心理清净、信仰清净的意义和价值，我们不妨以滤水囊的使用举例说明之。滤水囊是佛教僧人随身所带的十八种必备物之一，据佛教律典记载，早在释迦牟尼时代即已有之。由于佛教禁止杀生，而滤水囊可将水中的小虫和微生物滤出，使人避免因饮用虫水而杀生，因此滤水囊便被视为佛教僧侣修行的重要工具。有了滤水囊，那种“宁可忍渴死，终死不饮虫水”的悲壮场景一般是不会再发生了。剩下的问题便是，虽然“滤水是大慈悲，乃成佛之因”，但滤水囊所滤之水的纯净度仍是有限的，即饮用这样的水以避免杀生在信仰清净层面仅具有相对意义，而饮用经反复过滤所得的水事实上是有利于身体健康的，即在物理清净层面和心理清净层面具有重要意义。总而言之，由于滤水囊具有卫生保健功能，通过使用滤水囊过滤虫水，在科技水平不高的农业文明时代既满足了避免杀生的戒律要求，又得以饮用尽可能纯净的水，可谓一举两得、两全其美。饮水的物理清净、心理清净和信仰清净问题也因滤水囊而得到相对完美的解决。

　　再以沐浴为例。宋元禅宗寺院“寒月五日一浴，暑天每日淋汗”，浴室的负责人“知浴”为执事僧之一，地位很高。因为沐浴并非只是世俗意义上的洗澡，它首先是一种佛事。寺院僧众沐浴前要先举行浴佛仪式（类似云南少数民族的“泼水节”），然后僧众再开始洗澡。换言之，在世俗社会看来很平常的洗澡、沐浴，在寺院中却有着多重的较为复杂的含义。沐浴自然首先是为了身体的“清净”（清爽洁净），但这还只是物理意义（或生理意义）上的清净。位于物理（或生理）清净之上（或之外）的是心理意义上的清净，这种心理清净主要是指对物理（或生理）清净有一种自觉的感性体验和理性认知，具体表现为以心理暗示为特征的浴前清净预期、浴中清净体验和浴后清净认知。但僧人沐浴的终极意义还将超越物理清净和心理清净的层面，而到达信仰清净的层面。这种信仰清净主要指向死后往生西方净土的净土信仰。虽然唐代慧能曾明确地倡导唯心净土，但宋元禅宗在禅法义理方面日益丧失活力，包括禅净合一现象在内的与佛教其它宗派融合的趋势日益增强。如果说慧能的信仰清净所对应的唯心净土是非实体性的话，那么宋元禅宗清规中的信仰清净所指向的西方净土则是实体性的。

　　在信仰清净的统摄下，世俗性的物理清净、心理清净都将带上宗教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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