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末及两汉末的农民起义，在中国社会底历史发展上，也同其他朝代的农民起义一样，是起了推进作用的。假如我们拿这三次起义，就其群众的成分、组织、运动的规模，以及它所引起的后果诸方面来加以比较的研究，那末，我们将不仅对这三次起义本身会有一些更清晰的理解，而且还可以从当时阶级和阶层关系的变化中，特别是从当时农民阶级在社会地位方面的转化中，对中国历史上古期的社会性质也将有进一步的认识。
　　首先，就这三次起义的基本史实，分别概述如下：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专制主义政权——秦朝的末季，反秦人民的大起义展开了。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陈胜、吴广领导九百个戍卒首先起义于蕲的大泽乡(今安徽宿县西南)。起义军除分一枝向东徇地外，主力向西攻占陈(今河南淮阳县)，并且在那里成立了起义的政府。反秦的起义武装，发展至为迅速。陈王遣将四出徇地。向东和东南，曾先后派遣葛婴、邓宗、召平等到达今皖中、苏北一带；向东北曾派遣周市迂回到达今山东一带；向北，曾派遣武臣到达赵国故地，后来武臣的部下韩广再发展到燕国故地(今河北一带)；向西，由周文领兵攻打秦国的政治中心——咸阳。这支西向

的军队，是起义军中的主力，它曾一直打到戏(在今陕西临潼境)，大大地震撼了秦二世胡亥的统治。
　　但同时，陈州政府是一个反秦各阶层的联合组织，当起义持续下去时，利益要求的各不一致便表现出来了。首先是残余的六国贵族分子，主要如张耳、陈余这一干人，先是劝说陈胜须立楚后，不如愿后，就又劝说武臣在赵自立，阻止以兵力援助西征。这显然是对起义军内部起了一种严重的分离和瓦解的作用。其次是陈王自己可能有些骄横自满，致使领导上一再地发生错误，如容忍武臣的在赵自立，容忍荥阳外围守将田臧在敌兵临境时竟矫诏擅杀假王吴广，以及错误地杀了东徇军首领葛婴等等。这样，起义军在当时形势中便从优势转为劣势了。这一转化客观上便利了秦将章邯的进攻，使他能够很快地击溃了周文，连下荥阳外围并攻占了陈州。陈王自陈州败走，在南移北迁途中，被他的御者叛徒庄贾所杀。后来，虽然有他底旧侍从吕臣带领“苍头军”(按：《后汉书•光武帝本纪》李贤注云“秦呼人为黔首，呼奴为苍头”)，并结合鄱阳地区英布率领的刑徒起义军，曾两度光复陈州，但终究挽救不了陈州政府的失败。此后，反秦起义的领导中心便转到以楚怀王孙心为首，由项羽

、刘邦、吕臣三方面势力联合构成的彭城起义政府的方面去了。后来，在项羽把楚怀王孙心放逐并杀了他之后，政治上的中心事件简直转化到楚、汉之争，已经不是农民起义性质的战争了。
　　陈胜、吴广所领导的起义，于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起事，至二年(公元前208年)腊月失败，前后历时只六个月(按：秦历以十月为岁首，元年七月起事，过三个月元年已尽，此后三个月当计在第二年度之内，故六个月而在两岁之中)。这个起义经时是短促的，即使连以后的反秦起义也计算在内，到项羽放逐楚怀王孙心的事件为止(公元前206年二月)，整个反秦起义也只持续了两年零四五个月罢了。
　　西汉末年王莽的改革运动，由于王莽自己对改革抱持着一种顽固的复古倒退的思想，以及他部下施政的官僚群的极端腐化，致使这本来还可能有一点一滴改革意味(如反兼并等)的新政府和新措施，在实际上更加深了人民的痛苦，引起了全国人民——首先而且主要是农民们底反莽大起义。
　　新莽天凤四年(公元17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