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帝本纪》和《刘縯传》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因此，虽然像某些课本中所提，刘秀是“混进”了起义队伍的看法固然不对，但假如把“反莽”看作是刘秀集团起义的唯一目标的话，那显然也是由于对史料不熟而产生的片面性认识。刘秀不仅联络并企图利用过下江兵和新市兵，后来过黄河后，他还更露骨、更卑劣地利用过许多像“铜马”等称号的大大小小的起义势力。刘绩的被杀，意味着他们这一企图的初步失败；而刘秀的渡河和即位于高邑，则又意味着他们这一企图的终于要成功。起义军中具有着内部的分歧和矛盾，在这一点上是与秦末起义共同的；但阶级和阶层的情况简化了，地主分子在起义中的目的性更强了，从这里可以看出，从秦末起义中最初取得政权的那个阶层，在二百二十年的岁月中已比较从前更加成熟，它在政治的波浪中觅取政权的目的性是大大地增强了。
　　东汉末的起义，特别是从黄巾起义中表现出来的，参加起义群众的阶级成分则更简化，即起义群众基本上都是比较秦末和西汉末更加破产、更加贫困得多的农民阶级。从既有史料中，除了与这一阶级十分邻近的阶层也来参与起义、或者个别领导者的个人阶级成分偶有歧异的迹象，如张角等的个人成分可能是望族(即所谓河北

“四十三望”)外，几乎看不见任何对农民阶级说是异己的阶级前来参加。这次起义几乎是农民独立作战的。这个基本特点导致来如下的一些特色：战争的顽强和猛烈，投降记载的缺乏，招致敌方杀戮的残酷(如筑“京观”)，和主力失败的迅速以及主力失败后余势坚持反抗的长期性。这些特色，都是上述两次起义中所不具备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什么问题来呢?我以为，这可以说明：中国农民在自公元前三世纪末到公元后三世纪初这四百多年的过程中，作为一个阶级显然是在成长和转化之中。并且在当前正遭遇了一个转捩。由于专制主义和新兴强宗豪族的侵夺和兼并而被抛掷出来的破产农民，一时尚不可能按照以后中古的部曲、佃客等形式完全安插到生产之中。这就是黄巾起义情况之所以严重和以后的多次流民之所以不断地爆发起义的根本原因。
　　第二，再从起义者所具备的组织条件以及他们所采取的策略来比较一下。陈胜、吴广所凭借的组织条件是很少的，除了使用“篝火狐鸣”、“鱼腹丹书”等一些寻常的迷信方式之外，他们并未使用任何类似宗教的组织方式。但他们的动员力量是很强的，那是由于一上来他们就提出了鲜明的政治口号：“伐无道，诛暴秦”这在当时是一个最有力的号召

，使各阶层在这个号召下结成了一个反专制主义的大联合。西汉末起义以宗教和迷信方式来组织动员的迹象，也是并不鲜明，只是在赤眉军到达华阴时的齐巫闹鬼事件中，已经反映出有些“天师道”的萌芽气息。一般来说，元论在南方军北方军或东方军中，组织的凭借是薄弱的；只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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