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瓒、陶谦等)也几乎无一个不在他们的“成功史”上浇满着起义人民的鲜血。从这里，又可以看出一个什么问题来呢?即在这个历史段落中，正是中国初期专制主义要逐渐被削弱、地方割据势力正逐渐在生长的时候，故不论这次起义较之以前具备了怎样有利的条件，但面对着这样更不集中的、更分散的、然而也是更顽固的敌人，他们也终于很快地失败了。
　　与上述一点相联系着的，是明了了初期专制主义渐被削弱、地方割据刚在生长的这一特点，对于三次起义在活动领域方面的不同，也才可以理解。陈胜、吴广起义是紧跟在秦朝第一个大统一帝国之后，因而它所涉及的领域最广，起义势力以陈州中心向四方幅射。到西汉末，地方分离的性质已经在社会经济的基础里埋伏下了最初的根苗，故起义是分股的，南方一大股，东方一大股，黄河以北若干股，各不相谋，平行发展，即使具有像赤眉首领人洛阳谒见更始皇帝的联合机缘，也未能联合为一，而且终至互相敌对，使刘秀在河北坐收渔利。到东汉末，社会经济基础里埋伏下的分离因素就更重了(土地兼并更发展了，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受到了更大的阻碍)，因而黄巾起义不可能不是局限于八州之地，而且颍川、东郡、南阳、河北诸部起义军各不

相谋，很少联系，此外张鲁孤据汉中，边章、韩遂远在边疆一带，更是不相联系的。这种起义地域的逐渐由全国性向地方性的转化，也只有从社会经济基础上，才能够找到其必然性的理解。
　　第三，从起义的后果，亦即从新政权的出处问题上，来比较一下。陈胜、吴广起义，由于农民阶级缺乏正确领导，以及宗法贵族已经垂死，不可能掌握政权，故新政权便很自然地落到了刘邦集团的头上。刘邦集团的掌握政权，说明着新政权是由参与起义中的一个方面(虽然不是而且不可能是最革命的一个方面)，在起义历程中成长转化而来的。这一点，对于社会发展，当然说不到是多么的有利的，但由于新统治阶级惧怕人民的威力，在新的政治措施上不得不对农民做某些程度的让步，因而也就多少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绿林、赤眉的起义，就其初起的情形看，是相当成功的，即他们都曾亲自拿到了全国性的政权，攻下了首都，推戴了自己的皇帝。但由于农民阶级的弱点，特别是两支农民军之互不相谋、甚至彼此敌对，他们终于都丧失了他们已经到手里的主要胜利品，结果竟归于刘秀。但无论如何，刘秀也还是起义的参与者之一，即使在利用中也不免要与起义人民保持相当的关系和接触(当时人们呼他为“铜马皇

帝”)，因而在东汉皇朝开国后的新措施里，如初年的减轻赋税，也表现了对农民的某些让步，这对于社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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