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黑人的初级“梦想”

 

二战后初期美国南方的社会生活中，种族隔离仍然严重。当时，南方仍然有1500万黑人，种族关系没发生根本变化。“隔离但平等”原则听起来冠冕堂皇，但真实情况则是“分开而且不平等”。南方很多州和地方的学校、餐馆、电影院、图书馆、洗手间、甚至墓地这些公共设施中，仍然实行严格的种族隔离。比如在专门为黑人准备的火车站候车室，都清楚地标上“有色人种候车室”（colored waiting room），“仅供白人──女洗手间”（white only-ladies rest room)。另外，南方黑人享受的是质量低下的公立学校、健康保险（health care）和公共住宅。在最南部的州里没有一个黑人警察，黑人律师更是屈指可数。正像某学者所观察的：“白人可以偷窃或虐待任何一个尼格罗人，而不必担心受到任何报复，因为黑人不能要求警察和法院的保护”。^[1]

 

黑人的选举权基本被剥夺。20世纪40年代晚期，只有1/10的南方黑人有资格参加选举，而且他们主要是城市居民。白人各级政府通过法律和法律外措施的结合，剥夺了几乎所有黑人的选举权。选举税、清一色的白人初选（primary）和歧视性的严格登记手续强化了一种社会信念：“选举只是白人的事”。敢于坚持行使自己选举权利的黑人，则会面临肉体的摧残──毒打、射杀、私刑处死，这在边远的农业地区更为常见。

 

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在南方，大量黑人在白人的种植园和白人家中干活。当时的一位黑人牧师发现，虽然在本质上南方和北方白人都表现出种族高傲和歧视心理，但在黑白关系上却持有不同准则。他分析说：“在南方，白人并不在意黑白双方走得多近，只要黑人不太过得势；而在北方，白人不太在乎黑人得多大势，仅仅要求双方不能走得太近”。^[2]南方的法律和社会环境迫使黑人在与白人相处时，至少在表面上要表现出低人一等。黑人不能同白人握手，不许从前门进白人的家，在正式场合不许与白人讲话。在这种恶劣环境下，黑人在相当程度上是依靠耐心和坚韧保持生存和自重，要学会面对白人时深藏思想和忍受凌辱的技巧。当时的一位黑人诗人丹巴尔(Paul Laurence Dunbar)在他的诗“我们戴着面具”中，刻画了黑人内心的痛楚:

 

我们戴着苦笑和撒谎的面具，

它挡住我们的面颊、遮住我们的双眼。

用破碎和流血的心和蕴涵无数狡猾的嘴

我们微笑着，

来还清人类的罪恶。

为什么这世界如此绝顶聪明，

能数清我们所有的泪珠和叹息？

不，只有当我们带着面具时

才让他们看到我们！^[3]

 

在北方，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运动逐渐高涨。二战期间，因为战时军事工业的需要，导致大约100万黑人移居到北方。北部和西部的绝大部分城市的黑人人口翻番。随着非洲裔美国人社区的不断壮大，他们在地方上的政治影响力也随之增长。在纽约、芝加哥和底特律这些大城市的汽车和钢铁工业联合会中，黑白工人知道怎样通过双种族的团结争取更好的工资和生活待遇。二战期间，全美促进有色人种协会的会员从5万猛增到50万，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城市黑人群体成为协会的脊梁。1945年时，美国黑人工人的“美国梦”并不复杂，即“把美国梦变成充满人性、有面包加黄油、有自由与平等”。

 

二、争取种族平等 废除种族隔离

 

    二战结束后，美国的黑人民权问题自重建时期以来第一次回到联邦层次的政治舞台。在新形势下，特别是黑人力量和意识迅猛增长的情况下，杜鲁门总统在1946年建立了“民权问题总统委员会”（President's Committee on Civil Rights)。该委员会提出名为《确保这些权利》（To Secure These Rights)的报告，提出“结束种族不平等”计划的建议。建议包括：在司法部中设立一个永久性的民权处，负责保护选举权、进行反私刑处死的立法、对住房种族隔离进行司法评定。虽然杜鲁门公开支持委员会的这些新计划，但没有通过立法把它们变成法律。

 

政党政治中，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的政客们都再也无法回避和轻视黑人的民权问题，这在客观上加速了黑人地位的改善和社会平等的进展。面临1948年总统大选，杜鲁门及其顾问们发现：北方几州的黑人选票对选举成败至为关键，南方白人民主党人对改变南方现状的抵触也令人忧虑。1948年夏天，杜鲁门最终采取了他在民权问题上“最大胆的”^[4]动作，颁布总统行政命令：禁止在军队中实行种族隔离，要求在军队中公平对待黑人官兵；朝鲜战争爆发造成的军事应急情况，迫使陆军进行了种族融合（integration）；要求在文职委员会中(Civil Service Commission)创建公平录用董事会。这些作法预示着为建立黑人平等民权而改变公共政策的阶段即将来临。

 

在法律层面，依据美国联邦宪法对民权进行法律解释，对“隔离然而平等”原则发动进一步的挑战。美国的民权包括多方面，但首要目标是：“美国宪法里没有肤色之分”。也就是说，必须首先防止各州以种族为由，对某些特定人群采取歧视政策，或更技术性地说，利用种族进行立法和公共政策上貌似合理的分类。宪法的第二个民权目标是:防止私人对黑人采取的歧视。这一问题的解决更加困难，因为在第十四条修正案中涉及的宪法法律下的联邦权力的运用范围十分有限，只能对付州的种族歧视行为；而第十三条和第十五条修正案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也有相当大的局限性。比如在第十三条修正案中，虽然也包含禁止州的种族限制行动理论，但也只能狭窄地运用到奴隶制问题和劳力偿债制问题上^[5]。

 

    20世纪40年代的战后初期，法律挑战的主要矛头指向“隔离然而平等”原则，主要包括几个方面：住房和交通中的种族隔离;学校种族隔离问题的宪法之争;强迫废除学校的种族隔离。在这方面，全美促进有色人种协会充分利用联邦法院的裁决，在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除对选举中种族歧视和住房种族隔离和歧视进行斗争外，该协会的法律保护和教育基金会还打赢了几个重要官司。

 

    在这些斗争中，从宪法角度废除学校种族隔离的斗争最为艰巨和曲折。实际上，最高法院早在1938年就已向“隔离但平等”原则发出挑战。但是在1945年，合法化的学校种族隔离反倒在南方各州和一些边境州风行起来。有18个州制定法令，要求必须实行白人和黑人学生的隔离。还有6个州允许地方学校校董会在种族隔离问题上有自行抉择的权利。这些倒行逆施的拥护者，都因“隔离但平等”原则的存在而更加有恃无恐。

 

    二战以后，全美促进有色人种协会选择南方的高等教育领域作为反对学校种族隔离的突破口。实际上，如果最高法院支持废除学校种族隔离会冒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因为反对者很容易指责它卷入了对地方事务的干涉。但最高法院还是接受了这个挑战，并在1948年的一起案子中取得了废除学校种族隔离的首场胜利。这起案子的起因是俄克拉荷玛州拒绝合格黑人学生入法学院学习。最高法院用对1938年一个案子的裁定为前例，指出该校的作法是对黑人公民明显的种族歧视，从而判定黑人胜诉。德克萨斯法学院在公共设施方面对黑人学生的不平等待遇十分明显，黑人学生享用的设施，如图书馆、教学楼和师资队伍等，与白人学生享受的相去甚远。1950年，最高法院判决该校作法违反了第十四条修正案中的平等保护条款。在另一个案子中，虽然某州立大学的研究生院允许黑人学生入学，但在教室、图书馆、餐厅等地方实行种族隔离，最高法院判定其违宪。大法官马歇尔（Thurgood Marshall）对此解释道：“强迫学法律的黑人学生在与白人分开的地区坐、吃、学习就不可避免地制造出‘劣等的象征’”^[6]。

 

    20世纪中期，废除公立学校中种族隔离的斗争终于取得重大胜利。1950年，马歇尔开始结合全美促进有色人种协会的法学资源对“隔离但平等”原则发起直接进攻，最终目的是推翻普莱西裁定(Plessy decisions)和隔离本身的宪法效力。在一个实验性案子中，马歇尔把五所公立学校对种族歧视发起的五个起诉结合起来。其中之一是堪萨斯州黑人布朗发起的，目的是推翻该州允许城市保留种族隔离学校的法律。布朗8岁女儿的住处，虽然距全白人的小学只有三个街区之遥，但不得不每天乘大巴到很远的黑人学校上学。1952年，最高法院开始审理布朗起诉教育董事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1954年和55年，最高法院在有关本案的两次裁定中，禁止在国家公立学校内实行种族隔离，因为建立在种族基础上的种族隔离剥夺了少数族裔儿童接受平等教育的权利。大法官沃仁(Earl Warren)不仅指出隔离对黑人和白人学生都产生负面心理影响^[7]，而且专门引用第十四条修正案，指出种族隔离的违宪性质，即“它剥夺了对公民的公平法律保护的权利”。他接着说：“在公共教育领域，没有‘隔离然而平等’的地盘”；“分离的教育设施是本质上的不平等”^[8]。全美黑人及其自由主义同盟者对这个裁定欢呼雀跃。马歇尔本人也乐观地预计，学校的种族隔离五年之内就将在全美彻底废除。黑人报纸《芝加哥卫士报》称这个裁定是“第二个解放宣言”^[9]。

 

    但是，艾森豪威尔总统拒绝公开支持布朗决定，而且在私下里反对布朗决定。后来他居然说，任命沃仁为最高法院大法官是“我犯的最大最愚蠢的错误”。^[10]这番话无疑助长了南方抵制布朗裁定的气焰。很多南北交界州总体上执行最高法院废除公立学校种族隔的决定，南方的其他州则采取“集体抵抗”政策。在抵抗中他们使用了煞费苦心琢磨出的多种形式，要么阳奉阴违，要么装傻充愣。他们手中的武器是19世纪美国政治中早已惯用的“宪法武器”。弗吉尼亚、南卡罗莱纳、佐治亚，阿拉巴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和阿肯色州州议会重新拾起19世纪的老教条──“州介入”（State-interposition）理论和“宣布无法律效力”（nullification）的手段，认为布朗的解释违宪，以抗拒联邦政府的权力。他们通过决议，宣布自己是本州人民和联邦政府之间的“介入人”。1956年，101名来自内战时期南方联盟州的国会议员签署了《南方宣言》，要求本州拒绝废除学校中的种族隔离。他们还创造出多种招数继续保留隔离制度。如，各校区间实行学生对换，保证白人孩子和黑人孩子的分隔；废除义务教育法案，使白人家长得以把孩子从公立混校中撤出；有的白人私立学校帮学生家长付学费，变向坚持种族隔离；有的州法令威胁赞成混校的教育机构说，如果继续混校，就撤回任何税收上的优惠；实行允许学生自己选择学校的“选择自由”计划；通过把分配学生的权力下放到地方学校的法律，防止全美促进有色人种协会在州层次上对学校的种族隔离制度发起诉讼。县和镇政府故意创立起新的层层管理机构，目的是拖延对布朗决定的执行。有的校董会则把公立学校转化给一种全新的、纯白人的“私立学院”。^[11]如果所有违抗手段都不灵，还有最后一着—干脆关闭学校。

 

在1957年阿肯色州的小石城，发生了对最高法院废除学校种族隔离命令的典型抵抗。小石城事件成为联邦权力与州关系一个具有考验性的案子。当时，联邦法院发出命令，要求1957年9月开始废除美国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正在谋求连任的阿肯色州州长，在选举紧要关头把对联邦法院命令的违抗作为自己竞选的砝码。他把州内的国民自卫军派到全白人的中央高中，试图阻止九名黑人学生入学。成群结队的白人种族主义者齐声高喊：“二四六八，我们不要混校！”，^[12]还殴打了两名黑人记者。最初，艾森豪威尔只想不加声张地进行干涉，并得到州长保护黑人学生的保证。但州长突然撤兵，使黑人学生立刻陷入狂躁的白人人海中。艾森豪威尔只得采取行动，派出1000名伞兵，并把当地10000名国民自卫队置于联邦权力的指挥下。最后，黑人学生坐着军车到达学校，在手持上着刺刀的军人保护下才得以入校上课。一队士兵留在校园整整一学年，以保护这些黑人学生。^[13]最后，阿肯色州州长在1958-59年度干脆关闭该高中，理由是防止所谓的“暴力和混乱”。总体说来，20世纪50年代末期，美国南方^[14]学校废除种族隔离的进展相当缓慢。在南方，只有三个学区实行了黑白混校。马里兰州的23个学区中只有一个废除了种族隔离。南方黑人学生在白人学校的学生比例只略高于零^[15]。

 

    但是，斗争毕竟取得了积极成果。艾森豪威尔总统采取的行动虽然是形势所迫而为之，但宪政上的意义十分重大。他成为重建时期以来第一个使用联邦武力保护黑人民权的总统，它也表明联邦政府有能力保护美国公民的公民权。

 

     20世纪50年代，虽然废除种族隔离学校的运动艰难而曲折，把布朗裁定延伸到其他社会领域的动作要相对快一些。20世纪前半期，住房中的种族隔离现象也十分严重。美国北方多实行所谓的“种族契约保证书”。这是一种严格的住房契约，它把在一特定住宅区内的财产所有者集合起来，彼此保证不把自己的房子租给有色人种特别是黑人。1948年，最高法院在两个案子中都判定:对住宅区居民契约书的司法执行，已牵扯到“州”的行动，不属于纯粹的"私人"行为，因而违背了第十四条修正案中的"平等保护条款"^[16]，也违反了1866年民权法案。

 

    同时，在州际交通设施中废除种族隔离的斗争也在展开。二战以前，就已经出现这方面的零星斗争。二战后，最高法院在1946年摩根起诉弗吉尼亚一案（Morgan v. Virginia)中，宣布该州州际交通的公共汽车上实行种族隔离为非法。1947年，一队黑人和白人积极分子组成的团队通过在上南方（Upper South）的大巴上组织种族混编的旅行，目的是观察对最高法院裁决的执行情况。这次“自由之旅”（Freedom Ride）受到基督教会机构和种族平等委员会的联合资助。虽然他们奉行的是非暴力的直接行动原则，但团队还是在北卡罗莱纳遭到强烈冲击。有几个人因拒绝下车而被捕，并被判刑三十天，带着镣铐监禁。1948年，密西根州的一个汽船公司奉行“只为白人服务”的原则，拒绝一名黑女孩购票登船，最高法院作出支持女孩的司法解释。当时南方各州铁路卧铺车厢有明显的种族歧视作法，一般要求用门帘隔开黑人卧铺区。1950年，最高法院判定这种作法违反了1887年的一个法案。1955年，最高法院以美国州际商业委员会命令为依托，终止了在州际铁路、公共大巴上的种族隔离。该委员会还命令，在铁路和大巴的辅助设施中，如候车室、洗手间、餐馆等地方也禁止种族歧视的作法^[17]。   

 

    虽然会遇到宪法解释上的困难，最高法院仍然要求在公共场所实行立即的种族融合，特别是在公园、剧院等场所。如前所述，第十四条修正案框架下的“州行动理论”，主要保护的是受到州侵犯而非私人侵犯的民权。但是，最高法院对两种情况都以“违反平等保护条款”进行解释和判定，要求废除在市属海滨浴场、城市经营公园内的高尔夫球场、公共体育项目、城市公共汽车、州或县的法院大楼和法庭里的种族隔离。还有一类表面看来只属私人性质、实则有州背景的种族歧视行为的案子，也被最高法院裁定为违宪。

 

最高法院在促进黑人民权的司法努力方面贡献巨大。以布朗裁定解释为代表的司法突破，使种族隔离的反对者欢欣鼓舞。最高法院还用很多裁决终止了完全由白人参加的总统大选初选和把黑人排除在法学院和研究生院之外的作法。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表明利用联邦司法制度为武器反对种族歧视、并作为一种手段保护充分公民权的潜力。但是，对布朗裁定及对其执行的广泛反对也说明单纯依靠司法手段的局限性。除司法权力，行政权力也起到至关重要的积极或消极作用。比如，尽管艾森豪威尔的联邦干涉行动受到欢迎，但他对废除种族主义的支持仍是比较勉强的。1960年上台的肯尼迪总统，也生怕因在废除种族隔离问题上走得过快而疏远南方白人选民。所以，他有意对联邦司法的倾向加以控制。他任命的联邦大法官都是学校种族隔离的坚定支持者，其中路易斯安那州的韦斯特（E. Gordon West)称布朗裁定“是所有时代中所做出的最令人遗憾的决定”。^[18]这些情况都向民权积极分子表明，仅仅依赖或期盼联邦政府的帮助是很不可靠的。正如蒙哥马利（Montgomery）公共汽车抵制运动所证明的，黑人要想在民权方面取得更实质的进展，首先应当依靠的是自救行动。  

 

三、黑人“非暴力”的自救斗争

 

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随着新一代黑人领袖的成熟，黑人争取民权的斗争进入了一个具有鲜明特点的新阶段。1957年到1962年之间，黑人在几个方面进行了艰苦的自救斗争。

 

（一）马丁· 路德· 金的非暴力抵抗运动

 

金出生于1929年，他是一个超常和复杂的人。他出生于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浸礼教牧师。从一所著名的全黑人学校毕业后，他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所神学院获得学位，又在波士顿大学获神学博士学位。他接触过多种哲学流派和思想理论，包括古希腊哲学、法国启蒙思想、甚至马克思主义。但他最崇拜思想家还属甘地，特别欣赏他的“非暴力”哲学。金是传统的黑人布道者和博学知识分子的独特混合，他利用自己的激情和知识，帮助黑人把他们内心的痛楚转化为追求改变的强大精神力量。

 

1955年，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针对种族隔离进行的三百八十一天的公共汽车抵制运动，并最终取得胜利。最高法院宣布地方的种族隔离法违宪，阿州只得在公共交通系统中废除种族隔离^[19]。金作为这次抵制运动的领导人，成为全美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是1957年1月《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纽约时代杂志》发表了公共汽车抵制运动的详细历史和他本人情况。国家广播公司（NBC）请他到《会见新闻界》节目中接受采访，使他成为进入本节目的第二个美国黑人。美国各大学和组织的讲演邀请信纷至沓来。

 

1956年，在庆祝公共汽车抵制运动一周年纪念会上，金总结了在过去长期斗争中得出的几条经验教训，包括：团结起来为一个共同的事业而奋斗;建立自己的领导层;强调采取甘地的"非暴力"路线。1957年，他建立了南方基督教领导者协会^[20]，牧师们选他为主席。大会告诫黑人“理解非暴力并非软弱胆怯的象征，相反正如耶稣所昭示的那样，非暴力抵抗把软弱转化为力量，并在面对危险时充满勇气”^[21]。协会的成立和金担任领导，在黑人运动史上具有转折意义。过去，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多被北方精英集团所把持，而且斗争手段多局限在司法领域。而现在协会则预见到利用南方黑人教会开展群众性的非暴力抗议活动的前景。虽然协会未能成功地发动起大规模的群众性直接行动，但出乎预料的是，在这个过程中，黑人大学生逐渐成长为后来运动的重要力量。

 

（二） 黑人大学生的静坐抗议示威（Sit-Ins）

 

20世纪60年代早期，黑人大学生开始利用静坐抗议示威模式进行斗争。这种模式是民权运动从以司法斗争为主导的阶段向民事违抗和其他直接行动模式的发展过程中，由黑人领袖及其支持者发展出的一种更激进的手段。这种模式的标准作法是:一群年轻黑人"侵入"只为白人服务的餐馆，并要求提供服务。老板拒绝服务，警察责令他们离开，他们不予理睬并长时间静坐其间。可以预见的是，随后警方以"非法侵入"、扰乱治安或类似罪名将黑人静坐者逮捕或判刑。其中影响最大一次发生在北卡罗莱纳州。位于格林斯博罗(Greensboro)的北卡罗莱纳农业和技术大学的四名黑人学生，坐在只为白人服务的午餐柜台前，礼貌地要求供应咖啡和点心。不出他们所料，服务员拒绝为他们提供服务。黑人学生们拒绝离开，一直坐到打烊时间。他们行动的消息不径而走。次日，他们再次前往时便多出20多名支持者。第三天，黑人学生占据了小卖铺柜台66个座位中的63个。第四天，3名白人女生加入了静坐队伍。第五天，几百名黑人学生和几个白人学生则把那个柜台围得水泄不通。这条消息立刻成为全国性新闻。格林斯博罗的城市官员希望平息抗议，建议双方谈判。但是白人商界领袖和政客拒绝改变种族关系的现状。静坐行动遂重新开始。此后，官方以“非法侵入罪”逮捕了45名学生。黑人社团为此发起了商业抵制行动，使白人的生意遭受重创。城市官员们被迫让步，两个月后，第一个黑人终于获准坐在这里用餐。格林斯博罗的静坐抗议在南方产生巨大轰动。此后的一年半时间里，南方的几十个社区里大约有7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黑人也包括少数白人^[22]都加入了反种族歧视的斗争，但3000人遭到逮捕。参加这类直接的抗议活动，对黑人来说意义重大，特别在心理上产生了积极作用。本运动四先锋之一的麦凯恩（Franklin McCain)回忆说，他“当时感受到一种灵魂的净化。那天我的感受比我这一辈子中的任何一天都要好，似乎所有的罪恶感突然离我而去；我也感到自己获得了男子气，这么说吧，不仅获得了，而是大大发展出对它的尊重感”。^[23]最有雄心、规模最大、成果最突出的静坐示威发生在南方最大最富裕的城市──佐治亚州的首府亚特兰大，运动领导人是亚特兰大大学的黑人学生。1960年春，他们在市政厅和其他政府办公楼的餐厅里进行静坐，要求充分人权。他们用亚特兰大报纸的整个版面刊登广告，要求结束种族隔离、平等工作和住房、平等教育，还要求获得更好的医疗服务。他们还在该城最大的百货商店组织静坐，开展抵制商业活动。当时，金也到场同黑人学生一起静坐，并且被捕。示威活动延续数月，几百人入狱。但运动最终以亚特兰大废除种族隔离的成果而胜利结束。

 

（三）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24]和“可爱的社区” (Beloved Community)

 

黑人学生的高涨热情和激进行为招致大规模逮捕和殴打。黑人学生的父母为此感到忧虑，黑人社团内部也出现分歧。传统上，地方的黑人领袖和精英愿意通过与白人社会的合作求生存和发展。黑人律师、教师、校长、商人注意与白人法官、校董会和政客保持正常的和谐关系。学生对自由的激烈诉求使很多黑人社团领袖感到不安，他们担心自己长期经营的传统社会网络会因此毁于一旦。一些黑人校长在州议员和校董事的压力下，试图缓和甚至终止运动。比如1960年美国最大的黑人学府贝腾拉芝(Baton Rouge)南方大学有八个黑人学生因参加静坐抗议示威被停学。校方强迫5000名学生重新注册入学，以把激进分子清除出校。

 

    面对这种形势，黑人学生运动也更加趋向于非暴力性质。他们为此成立了新组织──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委员会成立的目的是：“把非暴力哲学和宗教理想作为我们目的的基础。在人类生存的人文本质基础上，非暴力孕育出和解与正义得以实现的氛围。”^[25]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牧师罗森（James Lawson)也以甘地哲学为宗旨，组织起一批黑人学生。他们不但要求废除种族歧视，而且要求建立在基督教理想主义和甘地原则基础上的“爱心社团”。这个社团制定了抗议者的行为规范：“如果遭到虐待不要还手，不要骂街；要显示礼貌和友善......要记住爱和非暴力。^[26]

 

 

 

（四）两党政治中黑人权利与地位的进展

 

    1960总统大选来临之时，种族关系问题被一时束之高阁。尼克松副总统一直要求比较强硬的民权立法。民主党总统提名人参议员肯尼迪，在50年代国会的民权争斗中基本上没有突出作为。但是面对竞选，两者的态度却发生明显调换。肯尼迪赞扬黑人的静坐示威抗议，说它是美国改革精神复兴的一部分。他宣布：“为自己的权利挺身而出是美国传统，纵使采用了静坐抗议形式”。^[27]虽然共和党竞选纲领中明确地提到民权问题，但尼克松为讨好南方白人选民，争取他们的选票，尽量淡化自己对民权运动的认同。1960年10月，金博士因在亚特兰大领导抗议运动被捕入狱，肯尼迪及时打电话给金的夫人表示慰问和对金博士的支持。肯尼迪的弟弟罗伯特给办理此案的亚特兰大法官打电话，愤怒警告这不仅侵犯了金的公民权而且有损民主党在全国的票源。法官很快将金释放。

 

    肯尼迪对黑人的态度在黑人选民中影响巨大。选举结果表明，虽然在近7000万的民众选票中，肯尼迪只比尼克松多得10万选票，但70%的黑人把票投给了肯尼迪，这使他在一些关键州，如伊利诺伊、德克萨斯、密西根和宾夕法尼亚州获胜。很多民权运动积极分子乐观地预计，新总统上台后一定会回报黑人对他的支持。

 

    但正是这微小优势的胜利，却在种族问题上给后来肯尼迪总统带来了麻烦。民主党在参众两院都丧失优势的情况下，肯尼迪必须认真对待正在与自己疏远的在国会各委员会担任头头的保守南方民主党人。他意识到，实际上已无可能在国会中通过主要的民权立法。他只能采取一种战略──最小限度的立法活动，最大限度的行政行动^[28]。他任命了大约四十名黑人担任联邦政府高官，包括让马歇尔任联邦上诉法院法官。肯尼迪总统还建立了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由副总统约翰逊担任主席。该委员会负责消除在联邦文职机构和获得政府合同的公司中存在的种族歧视现象。肯尼迪政府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是尽量让美国司法部的民权处发挥积极作用。这个处是根据1957年民权法案建立的，由司法部长领导，功能是通过法院的介入保护被剥夺投票权的公民。但是在艾森豪威尔当政时期，这个处基本上无所作为。这个委员会在罗伯特·肯尼迪的组织下，集中了一批优秀的有献身精神的律师。肯尼迪总统鼓励他们离开华盛顿，深入到任何出现种族麻烦的地区解决实际问题。

 

（五）“制造危机”的“自由之行”（Free Rides）

 

     1961年，种族平等委员会的全国主席法尔莫（James Farmer）宣布在美国南方举行自由之行的计划，目的是检验在州际旅行中南方执行法院关于废除种族隔离命令的情况。受静坐抗议运动的影响，法尔莫希望因此而引发一场危机。他说:“我们的目的就是刺激南方的权力部门逮捕我们，这样才能迫使司法部执行联邦宪法”^[29]。

 

    1961年5月4日，7名黑人和6名白人分成两个混合种族小组，乘巴士离开华盛顿前往阿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抵达阿拉巴马时，一组受到歹徒的暴力攻击，车窗被打碎，轮胎被扎，团员遭各种凶器殴打。另一组也遭袭击，一个团员几乎丧命。警察和联邦调查局没有采取切实行动保护这些团员。行动只得放弃。后来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领袖们在亚特兰大和纳什维尔又组织了一批新志愿者。他们从伯明翰蒙哥马利出发，，一路上遭到几百名白人暴徒的袭击，团员受伤严重。一个团员头部受重伤倒在血泊中时，警察居然递给他一张阿拉巴马州法院的禁令:禁止在本州进行混合种族旅行。当地警察声称“对这些进入我们城市的志愿者是麻烦制造者，我们没有保护的义务”^[30]。暴徒的暴行和阿拉巴马警察的冷漠成为全美和很多国家报纸的头条新闻。欧洲、非洲、亚洲的报纸纷纷谴责美国联邦政府的伪善。肯尼迪总统当时正准备他与赫鲁晓夫的首次高峰会谈，担心这种状况有损美国的国际形象，希望尽快恢复平静。罗伯特·肯尼迪呼吁创造一个“冷却时期”，但金等黑人领袖呼吁把自由行继续下去。罗伯特警告说：“种族骚乱会令肯尼迪总统尴尬”，一位黑人领袖反诘道：“先生，难道你不知道我们已经尴尬一辈子了？”^[31]后来在密西西比州，虽然旅行者没有受到暴力攻击，但州政府进行了“秋后算帐”，杰克逊市以“煽动舆论罪”逮捕了300名自由行的参加者和支持者，而且坚持“监禁，无取保释放”政策。他们在监狱里遭受了狱监的拷打和恐吓。

 

    坚持不懈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成果。通过制造联邦危机的方式，自由旅行者迫使肯尼迪政府采取行动。司法部最终要求州际商业委员会发布明确法规，禁止在州际运输工具上实行种族隔离。1962年底，种族平等委员会宣布反州际旅行中种族隔离斗争的胜利。但是，这个过程清楚显示了联邦政府并不全力执行联邦宪法的态度。自由旅行这一行动，充分暴露了美国南方种族主义的丑恶嘴脸，但同时加强了白人对废除种族隔离的反抗。自由旅行者经历的监禁和野蛮对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地向民权组织昭示：仅仅依靠道德努力，就只能走这么远了。

 

    后来发生的两件事向民权运动人士表明，没有联邦政府依据美国宪法对白人种族主义者进行的直接干涉，民权运动难以成就。由于金博士直接参与和领导了民权运动，深南部的佐治亚州阿尔巴尼市（Albany）成为民权运动的全国性象征。但是“非暴力”原则的执行，使斗争收效甚微。这也说明群众性抗议活动如果激发不起白人的暴力反应和联邦政府的直接干涉，就无法造成轰动效应。另一事件则从正面证明了这个道理。1962年，空军退役老兵米尔迪斯想在密西西比大学作为第一个黑人学生注册入学。州长巴内特不服从联邦法院的命令，拒绝米尔迪斯入校就学。罗伯特·肯尼迪要求州长对米尔迪斯进行保护的要求遭到州长的婉言拒绝，他只得派出500名联邦执法官进入校园。州长通过电台呼吁对“美国的压迫性权力”^[32]进行抵抗。几千名愤怒的白人，其中很多是武装的，包围了校园。一夜的暴力冲突中，两人死亡，160名执法官受伤，其中28人是枪伤。肯尼迪总统派出5000名军人前往校园制止骚乱。一名联邦卫兵留下来保护米尔迪斯。米尔迪斯得以入校，并最终完成学业后毕业。这一事件更清楚地表明，在保证美国黑人民权方面，美国联邦政府具有独一无二、无人可以替代的权力，黑人的“自救”斗争并不是解决根本问题的有效途径。

 

总之，二战后的十几年间，随着国际国内政治的变化，经过黑人的不断斗争，美国军队中的种族隔离被取消；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遭废除，黑人获得了更好的教育条件；在住房、州际交通、公共场所和其他设施中的种族隔离等都被宣布为违宪，黑人在社会平等上前进了一大步；1957年民权法案，对黑人选民的登记和投票给以更具体的保护，使黑人在选举政治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联邦政府高官中开始出现很多黑人面孔，黑人的政治地位有所提高；联邦政府再也无法忽视黑人采取的任何政治行动，所以出现了重建时期以来第一个使用联邦武力保护黑人民权的总统，联邦政府中的民权处得到特意的加强。这一切进展构成了黑人民权运动高潮的前奏。

 

主要参考文献：

 

1.玛克·卡尼斯等：《美利坚民族》（Mark C. Carnes and John A. Garraty，The American Nation. Pearson Longman: New York， 2006).

2.法拉佛等：《来自多元：美国人民的历史》（John Mack Faragher ， Out of Many: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97）.

3.凯利等：《美国宪法》第1、第2卷（Alfred H.Kelly，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1991.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