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部著作[2]，布罗代尔表达了一种“全面历史”的思想。首先，他不仅扩大了历史研究的对象，叙述包括地理、生态、经济，社会、政治、科技和文化在内的人类“全部”活动的历史，而且把视野扩展到整个地中海区域乃至全世界。其次，体现了把社会科学与史学融会贯通的思想。他综合利用包括人文地理学在内的各种社会科学，阐明变化中的历史现象以及这些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还涉及“中心与外围”“陆地与海洋”等关系。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三卷本巨著《近代世界体系》提出了“结构的空间”的概念。他用世界体系分析方法，创造了“核心—边缘”模式。根据他的解释，近代时期， 世界的核心欧洲把处于边缘的非欧洲地区组织起来，构成了“单一世界体系”。 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美尼格（D. W. Meinig）出版了系列四卷本《美国的塑造：500年历史的地理观》。作者在很多问题上也使用“中心-边缘模型”对“中心的地缘政治问题”进行了探讨。在“美国的组成”和“联邦制国家的出现”部分，作者特别突出西部土地的重要性，认为它反映的正是美国各州与美国中心之间的矛盾。

 

上述史学范式直白的“欧洲中心论”和对地理因素的高度强调，虽有失偏颇，但对历史中地理、人文等多种因素相互关系的整体考虑，拓宽了历史学家的眼界，也为一般读者展现出比较直观的宏观历史中文化与社会变迁、乃至世界地缘政治和文明格局的演变路径。虽然我们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更非“欧洲中心论”的拥护者，但很难否认地理环境在人类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等方面产生的影响。而且我们注意到，愈往古代时期追溯，这种影响就愈加明显。在宏观层面上，当考察古代地中海地区的地图变化时，核心-边缘模式可能有助于对古希腊罗马文明发展的回溯与勾勒，更加直观地感受近代以前这两大文明在地中海区域曾发挥的核心影响。在微观层面上，希腊罗马文明实际上各具鲜明特点。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固然很多，它们各自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对它们的发展路径和文明特点，恐怕具有不可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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