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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西汉文景时期“治世”之构建与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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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1:5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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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而且还多次参加耕作，让皇后亲自养蚕，以作示范。为了减轻民间负担，文帝从前168年起，就把田租由高祖时的什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第二年又干脆全免田租。直到景帝继位，才恢复了三十税一的标准。在减免田租的同时，文帝还把算赋(人头税)由原来的每人每年120钱减为40钱，把原来丁壮每年服徭役一个月改为三年服徭役一个月，为节制使用民力，使百姓免受转送赋税之苦，文帝下令列侯不准居住京城，各自归国。前167年颁布“除戍卒令”，取消了劳动人民的戍边之役。文帝时还逐步调整盲目抑商的政策，前168年“除关无用传”，取消关卡检查制度，以促进各地区之间的交通和货物流通，使商人和商业流通发挥出服务社会的作用。景帝以其父为楷模，继续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又接受晁错“入粟拜爵”的办法，“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使民以粟为赏罚”。这一政策推行后，商人提高社会地位的愿望得到满足，农民多余的粮食也有了出路，国家的储粮大增。
这些政策或法令对于社会秩序与生产的迅速恢复具有重要作用，使得封建国家的重要经济支柱——小农经济在汉初几十年中有了长足的进步。农民的生产时间有了保证，负担有所减轻，生活相对稳定，缓和了社会矛盾。
(三)以德化民，约法省刑。秦朝独尊法术，严刑峻法。贾谊主张废弃秦的“法治”政策，改行儒家的“德教”。“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文景时期，既强调法律的作用，也重视道德的潜移默化。《史记·孝文本纪》记载：南越王佗自立为帝，上“以德报之”，“匈奴背约人盗，然令边守备，不发兵深入，恶烦苦百姓。吴王诈病不朝，就赐几杖……群臣如张武等受赂遗金钱，觉，上乃发御府金钱赐之，以愧其心，弗下吏。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
汉文帝认为：“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道之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于民，为暴者也。”文帝承认法有“不正之法”，主张废除害民之法，先后废除了以言论治罪的“诽谤妖言法”和一人犯罪、株连家族的“相坐法”。齐人淳于意被判肉刑，其女缇萦请以身代，文帝大为感动，为此废除了摧残肢体的肉刑制度。一方面反映了法制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劳动力，从而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文景时期尊重法律，执法宽平，诛赏慎重。景帝时晁错指出，要做到“罪大者罚重，罪小者罚轻”。景帝则多次下令审疑狱，慎刑罚。前145年景帝下诏：“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狱，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复生。……诸狱疑，若虽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厌者，辄谳之。”前144年五月，又下诏：“减笞法，定菙令。”文景时期的以德化民、轻刑慎罚，维护法律尊严的风气，给人民带来了一个安宁的社会环境。
(四)削弱割据。维护稳定。用和平和武力两种手段解决矛盾。汉初还面临着复杂的周边环境，北有匈奴，南有南越，形势逼人。文帝时西汉综合国力已有增强，他一方面继续与匈奴和亲，厚予馈赠；另一方面加强军事斗争，改革戍边制度。前166年，文帝采用晁错建议，募民迁徙塞下，恳田筑城，巩固边防。双方还通过和平的互市、和亲等方式进行交流，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这使得中原地区缺乏牲畜的情况大为改善。这些大牲畜或用于交通运输，或用于农业，对中原的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为武帝大规模反击匈奴奠定了基础。
秦汉之际建立的“南越国”虽在汉初“称臣奉汉约”，但仍不断挑衅，最终称帝，成为西汉王朝的不稳定因素。文帝时，随着国家力量的强大，改变了对其单纯孤立打击的政策，而改用安抚的办法，终于使赵佗恢复臣属的地位，为南越问题的最后解决奠定了基础。不盲目进攻，也不姑息退让，这一原则使西汉初年的统治集团成功地解决了复杂的民族矛盾和地方矛盾。这不仅有益于民族的和解，地方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发展，也使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强调统一，反对分裂。汉初实行郡国并存制，诸侯王国占据着广大地区，跨州连郡，据山铸钱，煮海成盐，富甲天下，骄奢抗命，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景帝采纳晁错的建议，采取削藩措施，前154年，七国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反叛中央。西汉王朝坚决平叛，击溃了叛军。削弱了割据势力，保证了西汉王朝的稳定和治世的持续发展。
二、文景之治的特质：社会和谐
和谐，按词典的解释是，配合得适当和匀称。所谓和谐社会，是指社会的各个群体能够实现良性的互动，整个社会能够表现出一种公正的状态，社会能够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西汉文景时期经过几十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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