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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校史：文化校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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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3:1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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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口述历史”，更有他自己的“感同身受”，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接触毕竟是“有限”的，更“普遍”的无疑还是人与校史读本之间的深层体证。不过，从目前的情况看，以史料汇编为经、以时序编年为纬的传统型校史，所起的作用似乎并不理想。这里无妨套用一个比喻：当运用熟悉的字词来写作时，我们是“不假思索”的；如果要用上一个不怎么理解的字词，那我们就得到字典或词典里去“按图索骥”。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按图索骥”者显然尚在门墙之外，惟有“不假思索”者才能渐入堂奥。“按图索骥”与“不假思索”的差异，也正是传统型校史与文化校史的根本区别。
一般地说，文化校史当以人物为经、以故事为纬，“人物”主要指的是曾经在本校工作和执教过的名校长、名学者，“故事”主要指的是一直或一度流传于本校的老掌故、老传说。一所知名高校之所以“可信”，是与它有其锐意创新的校长、情深学术的教授密不可分的；一所知名高校之所以“可爱”，是与它有其令人感怀的遗闻逸事、经久不衰的校园传说紧密相关的。因为有了高山仰止的名校长、名教授群体，其“可信”塑造了一所大学的“标志”；因为有了景行行止的遗闻逸事、校园传说谱系，其“可爱”演绎了一所大学的“风格”。“可信”孕育了“可爱”，“可爱”巩固着“可信”，“标志”造就了“风格”，“风格”护卫着“标志”。由此可见，人物与故事在文化校史中当是有机统一的，有意义的人物必将关联着有趣味的故事，好的故事必将基于真切的人物而长存。
“纸上的校园”是脱胎或者取材于“地上的学府”的，一所知名大学的文化校史无不具备两种形态：首先是作为历史本体的“实史”，亦即已经发生过的历史；其次是作为历史书写的“编史”，亦即后人对于过往历史的记述。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实史”是活在“编史”之中的，既往的历史因为当代的阅读、口述而获得传播。正如黄天骥教授回忆他1952年刚刚考进中山大学中文系的情形所说：“我们从进入康乐园的第一天起，就盼着和老师见面了。新生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总会打听将有什么样的老师给自己上课。接待新生的师兄们，也会把一些道听途说的有关老师们的故事，绘声绘色地给后生小子们介绍。那时候，人们谈论最多的名字是陈寅恪、姜立夫，还有容庚、岑仲勉、杨荣国、胡金昌、周誉侃、曹廷藩、徐俊鸣、罗克汀、王力、陈心陶、陈焕镛、梁伯强等教授。大家既景仰，又觉得有点神秘。”[1]
所谓“实史”活在“编史”之中，似乎又可分为两种状态：其一是口述状态，其二是读本状态。很多校史故事可能从来就没有用文字记载过，但它们却一代接一代地被口传下来。我们的确无法否认“口述”巨大的传播功能，但是，“读本”特定的引导功能尤为值得重视。原因在于，如果一所大学拥有了一个或几个优秀的文化校史读本，那么，其校史的人文传播就将在系统性、感召性方面取得不可估量的效果。在纯粹知识的层面上，亦即人们如何知识地把握校史上的人物与故事方面，“口述状态”是零碎的，“读本状态”则有可能达成系统性；在实践理性的层面上，亦即人们如何智慧地领悟人物与故事之于现代人生的精神支援方面，“口述状态”难免是神秘的，“读本状态”则将尽其力量展现大学精神的智性内涵。
“读本状态”优先于“口述状态”当然只在相对的意义上成立，在绝对的意义上则是“口述状态”强大于“读本状态”。“相对”地说，一个优秀的文化校史读本在知识性、智慧性上的作用，是任何一个个体的随处说法无法比拟的。“绝对”地说，任何一个优秀的文化校史读本，惟有通过无数人的阅读和口传，才能真切地实现其传播目的。一旦明于这种辩证关联，亦即作者只是读者的最初引渡者，读者才是作品的最终裁判人，那么，用优美的文学笔法去叙述故事，以大学的精神理念去勾勒人物，就责无旁贷地成了文化校史的叙事策略。
文笔优美，方可在形式上俘虏读者；境界深邃，才将在内容上激励读者。为了确保一所大学的文化校史既文笔优美，又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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