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先生有云：“古制中之聚讼不决者，未有如明堂之甚者也。”[1] 诚哉斯言。明堂制度之复杂难究，盖出于后世之不断附益，此点清人江藩已有觉察，他说：“其时孝武志在求仙，事非稽古，罢儒生之议，用方怪之言，乌足道哉？逮及东京，光武好谶，儒生议礼，不敢不本纬书，而明堂制度又杂以谶纬之文矣。”[2]江氏站在五室明堂的立场上，批评一室与九室明堂，其立论指陈未必允当，然其识见确实高明。东周以后，明堂制度约有三端，一为一室，二为五室，三为九室，而以后二者为大端，近二千年来关于明堂制度的争论，均徘徊于二者之间。一室明堂为三代之遗制，此容另文专论。[3] 本文试图结合郭店楚简《太一生水》，讨论五室明堂与九室明堂产生的可能的思想基础。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明堂之争始于东汉，其时已有所谓今礼、古礼之别，许慎《五经异义》云：
今戴礼说《盛德记》曰：“明堂者，自古有之，凡九室，室四户八牖，共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茅盖屋，上圆下方，所以朝诸侯，其外有水曰辟雍。”《明堂月令》说：“明堂高三丈，东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圆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户八牖，其宫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讲学大夫淳于登说云：“明堂在国之阳，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就阳位，上圆下方，八窗四闼,布政之宫，故称明堂。明堂，盛貌，周公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五精之神，太微之庭中有五帝坐位。”古《周礼》《孝经》说：“明堂，文王之庙，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盖之以茅。周公所以祀文王于明堂，以昭事上帝。”许君谨按：“今礼 古礼各以义说，无明文以知之。”[4]
所谓“今礼”是指东汉的明堂制度，《礼图》云：“建武三十年作明堂 ，明堂上圆下方，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5]这个制度最早见于《大戴礼记·盛德》（今本在《明堂》篇）。所谓“古礼”是指《周礼·考工记》所载之五室明堂之制。
对于两种明堂制度的来历，许慎认为“无明文以知之”，对此郑玄加以反驳，他说：
《戴礼》所云，虽出《盛德》篇，云九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秦相吕不韦作《春秋》时说者所益，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误，本书云‘九堂十二室’。淳于登之言，取义于《孝经 援神契》说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圆下方，八窗四闼，布政之宫，在国之阳。帝者谛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实在太微，在辰为巳，是以登云然。今汉立明堂于丙巳，由此为之。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于五行之数，《周礼》依数以为之室，德行于今。虽有不同，时说炳然，本制著存，而言无明文，欲复何责？[6]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