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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校史：文化校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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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3:1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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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深邃，其写作者的选择与确认是相当关键的。这个作者最好是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出身的，尤其必须长期地在这所大学学习或工作过。从最理想的角度看，他最好首先是这所大学的学生，然后是这所大学的教师。这个作者不仅必须拥有这一“基本条件”，而且更需具备“工作能力”。所谓“工作能力”，一是指史料功夫，他必须善于使用有意的史料，还得善于发掘无意的史料；一是指布局谋篇功夫，当文化校史被设定为阅读性强、感染力大的散文式样时，他必须有足够的智慧与技巧去处理人物与故事在时间与空间上可能出现的种种混乱或矛盾；一是指理念内化功夫，他必须能够将一所大学薪火相传的大学精神有机地而不是生硬地播种于字里行间。就此而言，一部优秀的文化校史未必会是集体性作品，“单枪匹马”可能比“群策群力”要更好些。
以上所述，正如笔者在2006年6月于浙江大学举办的“《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系列丛书》编研会”和2007年5月于中山大学举办的“第二次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学术研讨会”上所说的那样，个案研究意义上的文化校史写作，必须强调“三个有”，亦即“有故事，有理念，有文采”。有故事就是要用历史的方法收集材料——是为“立象”，有理念就是要用哲学的方法分析材料——是为“抽象”，有文采就是要用文学的方法运用材料——是为“形象”。建基于“三个有”，我们需要落实的是“三个面向”。每个大学在做自己的个案研究时，既要面向知名人物，也要面向经典事件，还要面向民间语文。尽管知名人物、经典事件于文化校史的重要性确实高过民间语文，但是，从传统型校史写作业已积累的经验教训看，文化校史要面向民间语文，尤为值得我们予以高度重视。
古人曾经说过：“显且隐，幽明所以存乎象。”在此，“明”是众所周知的在场性，其在文化校史写作中好比那些知名人物、经典事件；“幽”是鲜为人知的不在场性，其在文化校史写作中好比那些民间语文。对于“实史”意义上的大学校史而言，知名人物以及在经典事件中抛头露面的典型个体其实是很少的，生活的常态显然是莘莘学子的寒窗苦读以及普通教职工的默默劳作。把莘莘学子以及普通教职工的日常生活全部纳入“编史”意义上的大学校史之中，固然不太现实，也没有必要，但是，给他们在“编史”意义上的大学校史内应有的地位，则将使得文化校史不同于传统型校史，会使得一所大学的校史更加拥有亲民、亲近、亲和的品格，更能取得平凡而又执著的校友们对于母校的认同和眷恋。进言之，民间语文在文化校史中的运用和强化，正是实践“有故事，有理念，有文采”的有效途径。以下两个事例或许可以体现中山大学文化校史尽力达成“幽明所以存乎象”的写作诉求：
中山大学在抗战期间曾播迁云南澄江。如何叙事这段独特的历史呢？许崇清校长的《告别澄江民众书》当然要大书特书，但同时也不妨从朱谦之先生的《奋斗廿年》里引述其妻何绛云女士寓居澄江时写的三首诗。其一为《春日寄旅》：“春风几度过窗棂，人自飘零月自明，门外小嬛花一簇，年年惯听异乡声。”其二为《风》：“狂风时作不平鸣，倒海排山走马声，卷起黄尘千百丈，来无踪迹去无情。”其三为《飞鹤》：“立志高飞未肯低，回翔云表似轻裾，偶然一憩长松下，犹觉人间总不如。”[2]又如，陈寅恪故居是今天每一个来中山大学南校区访问的学者都会去凭吊的精神圣地。在中山大学文化校史中，叙述陈寅恪故居，自然要写这个老人如何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创作《柳如是别传》，但学子们对它的切身体悟同样需要摄入我们的视域：“30多年了总有南来北往东奔西跑的人来这里驻足瞻仰沉思。黑色的栅栏虽有些岁月的风霜，然而，紧闭的大门口常常躺着悼客放置的鲜花。绿草繁茂，古树参天，其人宛在。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当过去不再照耀未来时，人们将生活在黑暗中。出身中大的学子，大概都不会忘掉这座散发着不熄光芒的老房子。”[3]这些民间语文是文采斐然的，是洋溢着大学之为大的精神理念的，而且本身就是情节生动活泼的校园故事。如果忽略乃至无视它们，文化校史也就难免徒有虚名了。
总而言之，我们所理解的文化校史，不完全是人们习以为常的那种大学校史，不完全是人们偶尔为之的回忆录或回忆录的结集，也不完全是关于名校长、名学者的思想传记或关于某学院、某专业的学术研讨。文化校史来源于斯，但又必须超越于斯。之所以能够超越，盖因文化校史在内容上的更丰富性、在形式上的更文学性、在结构上的更系统性、在精神上的更感召性。如今，中国的大学已经走过百年历程，怎样去激活并敞开寄寓于人物与故事之中的大学精神，怎样以“散点透视”的叙述方式来实现“整体通观”的人文效果，当是另一种校史——文化校史与时俱进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黄天骥．中大往事[Ｍ]．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4．27．
[2]朱谦之．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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