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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江南泰伯信仰的儒家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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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3:1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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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让天下”的评价。可以说，泰伯信仰的儒家化在明中期已经开始了。
明中后期泰伯作为儒家圣贤的地位进一步突出。万历四十八年(1620)，泰伯庙内新修关帝庙，将泰伯与关羽并祀，将泰伯之“让”与关羽之“忠”并举，这是泰伯信仰进一步儒家化的体现。天启三年(1623)，高攀龙等人组织重修泰伯墓，高在《泰伯墓碑阴记》一文中说：
至德之圣，以天下让者，在父子兄弟之间，则其文明可思也。嗟乎!古之圣人，以父子兄弟之间让天下而不顾；世之人，乃不免箪食豆羹争于父子兄弟之间而不耻。若是者，尚可称锡之士，而过梅里之墟、皇山之麓乎?人人思而耻之，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锡之文明甲于天下矣!(卷4)
文中高攀龙推崇泰伯为文明之祖，强调人人若尊崇泰伯，以泰伯为典范，则无锡可成为甲于天下的文明之邦，这是明末泰伯信仰儒家化的又一例证。
清代对泰伯的儒家化改造，在延续明代政策的同时，借助了皇权的支持。康熙二十四年(1685)，江苏巡抚汤斌在江南一带大规模禁毁五通淫祠推崇泰伯信仰，进而推行江南一带社会风俗的改革，他改革的坚强后盾正是康熙帝本人。康熙四十四年(1705)，皇帝南巡至苏州，御书“至德无名”四字于苏州泰伯庙中，以示对泰伯的敬仰和推崇，帝王将孔子对泰伯的评价御书于庙中，此举可看作是泰伯儒家化改造的高潮。
综上所述，对泰伯儒家化的改造起于明盛于清，其规模和影响虽不如关帝信仰广泛，但儒家化的进程从未停，且在不断深化中。儒家化作为神灵变迁过程中的一类特殊现象，其产生的原因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三、儒家化的推动力量
泰伯信仰儒家化的直接推动力量是地方官员和地方士人，他们共同推动儒家化，是基于共同的目的，即以泰伯信仰推动地方德化教育，改革社会风气。
明朝建立后，儒家程朱理学一直是官方的指导思想，理学主张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严格遵守名分等级。谦让之德是维护纲常礼教，化解社会矛盾的道德基础，尤其是在明中后期世风日下、争讼之风不止的社会环境中，谦让之风更应提倡。泰伯作为历史上有名的谦让之君，其谦让之德若能借助于泰伯信仰在民间大力宣传，这无疑有助于儒家道德主张在民间的传播和社会风气的改善。
前述周忱在重修泰伯庙时对百姓的告诫，突出地反映了他以泰伯信仰推动地方德化教育的目的。康熙二十四年(1685)巡抚汤斌毁五通立泰伯，也是基于德化教育的目的，汤斌是著名的理学家，他推崇泰伯，正是希望以泰伯的俭、让之德教化百姓，遏止江南不良的淫奢之风。清初的江南无疑是全国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社会财富的增加滋长了社会的争讼之风、奢侈之风，当地盛行的五通神信仰又进一步助长了奢侈消费、相互攀比的社会心理。在这种社会环境中，通过影响广泛且又符合儒家道德的民间信仰来教化百姓，这是地方官府所能采取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化措施。事实证明，这一措施确实在一定范围内对部分地区的社会风气产生了积极影响。就无锡地方而言，民风最纯朴的地区，也正是泰伯信仰最兴盛的梅里乡和泰伯乡，无锡方志关于各乡民风有这样的评论，“泰伯、垂庆、延祥、梅里四乡民俗颇厚，景云乡之俗最杂，新安、开化二乡民最轻佻”(卷30)。 除地方官员外，地方士人是推动泰伯信仰儒家化的另一股力量。这些士人在儒家经典的耳濡目染中成长，饱读四书五经，不少人以教化百姓、服务乡里为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踢弘治十三年(1500)，士人王鏊建议新任无锡知县姜文魁重修泰伯庙，庙成后姜嘱王撰文，王在庙记的末尾感叹曰：“呜呼，孰知世教日陨，兄弟争立，父子相夷，我思至人，生也孔晚，无得而称，其称则远”(王鏊：《重修泰伯庙碑记铭》，见道光《梅里志》卷4)。明中后期无锡士人顾宪成、高攀龙在《重修泰伯墓碑记》和《泰伯墓碑阴记》中也都谈到了自己的社会主张，即人人尊崇泰伯，以泰伯为典范，相互谦让，和睦相处。这不仅是他们的道德主张，也是与他们同时代的儒家知识分子共同的道德主张。直至清代，士人仍然是泰伯庙修缮和维护的主要发起者，如清乾隆三十年(1765)，无锡梅里泰伯庙的修缮就是由地方生员蔡鹤龄等发起组织的。
官府与士人的相互合作，屡见于历代泰伯庙的修缮过程中。我们以无锡泰伯庙和泰伯墓为例，无锡泰伯庙共有三处，即梅里庙、娄巷庙、惠山至德祠，其中梅里庙最古，相传建于东汉永兴二年(154)，娄巷庙建于明初洪武十年(1377)，惠山祠建于清乾隆三十年(1765)。三庙中以梅里庙影响最大，修缮次数最多，明初至清中期共有过七次大规模的修缮。
梅里泰伯庙的首次修缮在明弘治十三年(1500)，修缮的建议者王鏊详细记录了整个修缮过程：“弘治十一年(1498)南昌姜文魁来知无锡，予曰：‘邑有圣人之庙而芜焉，令之耻也。’姜曰：‘诺，甫下车则议复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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