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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江南泰伯信仰的儒家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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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3:1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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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垂拱二年(686)，宰相狄仁杰禁毁江南淫祠1700多处，仅存“夏禹、泰伯、季札、伍员”四祠，这样，江南的泰伯信仰在国家权力的保护下，进一步延伸、拓展。值得注意的是，泰伯未被列入淫祠之列，并不是出于泰伯本人高尚的谦让之德。因为终唐之世，朝廷始终未确立儒家道德为主流道德，而且唐人小说中作为神的泰伯，其形象也与后世儒家所推崇的清心寡欲、淡泊名利的泰伯神相去甚远。在唐人李玫的《纂异记》(《太平广记》卷2806刘景复》条引《纂异记》)中有这样一段关于泰伯信仰的记载：
吴太伯祠在东阊门之西，每春秋季市肆皆率合牢醴，祈福于三让王，多图善马彩舆女子以献之，非其月亦无虚日。时乙丑春，有金银行首纠合其徒，以绡画美人棒胡琴以从，其貌出于旧绘者，名美人为胜儿，盖户牖墙壁，会前后所献者无以匹也。
李玫笔下作为神的泰伯，其形象与历史上的泰伯相去甚远，这种区别唐人陆长源早已有过关注。《辨疑志》(陶宗仪《说郛》卷23下《泰伯》引《辨疑志》)云：
吴阊门外有泰伯庙，往来舟船求赛者常溢，泰伯庙东有一宅，中有塑像，云是泰伯三郎(泰伯长子)里人祭时，巫祝云：“若得福请为泰伯买牛造华盖。”
陆对此现象颇为不解，又云：
其如泰伯轻天下以让之，而适于勾昊，岂有顾一牛一盖而为人致福哉!又按《泰伯传》，泰伯无嗣，立弟仲雍，泰伯三郎，不知出何邪?(卷23下)
通过李玫和陆长源的记载，不难发现，此时泰伯神的形象与明清时期神通广大的五通神极其相似，他喜好善马、彩舆、女子，完全不符合后世儒家对圣贤的界定。至于泰伯之子三郎的记载，与泰伯“无子，立弟仲雍”的生平就更不符合了。
这样看来，狄仁杰保存江南的泰伯信仰并不是基于泰伯本人的道德品行，而是考虑到泰伯信仰中的先祖崇拜因素。这也是泰伯与夏禹、季札、伍员三位得以保留的地方祠神区别于其他淫祠的共同之处。大禹治水疏通江南河道，季札是仲雍的后代也是吴人的先祖，伍员修筑阖间城为吴国的霸业鞠躬尽瘁，他们都在江南开发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凡“有功于民者皆祀之”，狄仁杰对泰伯信仰的保护符合这一原则。
北宋元裙年间(1086—1093)，朝廷赐额泰伯庙“至德”，此举可看作是泰伯信仰国家化的开始，在未被赐额之前，泰伯信仰终究是民间的非正式的，尽管它未被列入民间淫祠，但它也不具备官方正祀的资格。在泰伯信仰得到了官方的认同后，泰伯的形象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隆兴二岁(1164)，天作淫雨，害于稼事，民不奠居。乾道改元，春二月，公(沈度，时任平江知府)饬躬斋跋走祠下而祈焉，神顾飨之即应。是岁麦以有秋，府从事请具蔬礼以谢。公曰：“不敢废也，然何足以报万分之一。”(曾几：《重修至德庙记》，道光《梅里志》卷四)
通过这一段南宋时期泰伯祭祀的记载，不难发现，此时泰伯神的形象较之唐代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不再需要花费较多的牢礼，也不需要善马、彩舆和女子，他为百姓谋福利，需要的只是简单的素食果蔬而已，这与后世所界定的清心寡欲、淡泊名利的儒家先贤形象开始接近。但这一时期的泰伯信仰并不具有德化教育的功能，因此尚不能说此时的泰伯信仰已经儒家化了。
泰伯信仰儒家化的日趋明显，泰伯作为仁让之君的圣贤形象在民间日益鲜明，应是在明朝建立后。明宣德五年(1430)，苏州知府况钟鉴于当时诉讼之风不止，刑事案件急增，乃重修泰伯庙，庙成之日，应天巡抚周忱告诫百姓：
方泰伯之奔吴也，断发文身，示不可立，然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遂端委以临其民，是欲辞富贵而富贵随之。及其后世，夫差狃于必胜，穷兵黩武，破越困齐，欲霸中土，卒之国亡身戮，妻子为虏，是欲求富强而失其富强矣……尔民欲为泰伯之让乎，欲效夫差之争乎?一则庙食万世，一则贻讥千载，其得与失必有能辨之者。(周忱：《重修泰伯庙记》，道光《梅里志》卷4)
周忱此言，将泰伯的谦让与夫差的贪婪相对比，把两者迥然不同的后世评价相对比，是为了突出泰伯的谦让之德，以让德教化百姓。“让”是温、良、恭、俭、让五德中的最高层次，此处周忱对泰伯“让”德的推崇较之宋人沈度对泰伯“俭”德的推崇，更符合孔子对泰伯“至德也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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