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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江南泰伯信仰的儒家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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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3:1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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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且捐俸倡民。’于是富者输财，壮者效力，期年而成”(王鏊：《重修泰伯庙碑记铭》)。具体负责修缮工程的是里中士人蔡孚、蔡济兄弟，由二人董其事，向里中富人募集修缮资金1500两白银。蔡孚、华以正各施田五亩为庙基地，加之原来庙基田三亩五分，共有庙基田一十三亩。修缮竣工后，从耆老华嵩等的建议，请在丹阳东岳庙出家的道士许元善(华用明弟子)居之以奉香火，此后梅里泰伯庙一直由道士主持日常事务。为维持道士的基本生活和祠庙的日常开支，蔡孚之弟蔡济又捐自种田二十三亩为道士赡田(又称为香火田)，钱荣捐近庙基田十亩为道士赡田，邹显之命其子捐租田十亩为赡田(钱荣：《泰伯庙赡田记略》，见道光《梅里志》卷2附)。
我们仔细梳理整个修缮过程后，可以发现这次大规模的修缮，从建议的提出到工程的组织、庙碑的撰写，直至后来祠庙祀田的捐赠和祠庙的维护，先后有王鏊、蔡孚、蔡济、华以正、钱荣五位士人参与其中。
士人不仅负责泰伯庙的修缮工作，还利用自身的名望，为泰伯庙争取和维护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梅里泰伯庙自弘治十三年(1500)重修后，庙祀田(包括庙基田和香火田)一直享有免交赋税的特权。康熙三十七年(1698)后，由于无锡知县李继善将祀田复报升科，祀田被迫完纳夏税秋粮，由此造成祠庙经济收入锐减，甚至无以维持日常开支的局面。为解决泰伯庙面临的困境，康熙五十七年(1718)，贡监生朱宪枝邀集蔡鹤龄等九名生员，将此事具呈抚院，请求重免泰伯庙祀田税粮，抚院经复查核实，令新任知县章颐援旧例免税粮。此后，泰伯庙祀田的优免赋税权再未被剥夺过(章颐：《复免粮碑》，见道光《梅里志》卷二附)。
清初小说家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曾描绘过这样一个场景：主人翁杜少卿邀集若干地方名士在南京重修先贤祠，供奉泰伯等四十二位儒家先贤(第37回)。这一描述绝非空穴来风，无凭无据，作为讽刺小说的《儒林外史》，其创作应是有一定现实依据的。文中的主人翁正是一位饱读儒家经典的士人，可以说士人实质上是推动泰伯信仰儒家化的主导力量。
四、泰伯信仰儒家化成功的社会原因
由地方官和地方士人共同推进的泰伯信仰儒家化在清代达到高潮。在民间，泰伯作为儒家先贤的形象，早已深入民心。儒家化起于明盛于清，得以成功的原因很多，正如学界分析汤斌禁毁五通淫祠取得成功的原因一样，清代皇权的有力支持是儒家化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除此以外，笔者认为还有两点原因也值得分析探讨：一是儒家化融合了民间道教文化传统；二是儒家化结合了乡土观念。现分别论述：
1 儒家化与道教文化传统的融合
提到民间信仰，不能不谈道教文化传统对民间信仰的影响。中国的道教是一个不断创造鬼神又不断从内部自我更新的宗教，而儒家却向来主张“敬鬼神而远之”。那么，对泰伯的儒家化改造，在强调泰伯作为道德典范的同时，是否会削弱神灵自身的神性呢?笔者认为，由于儒家化融合了当地的道教文化传统，因此儒家化改造并未削弱神灵本身的神应性。关于融合，有两点例证：一是泰伯生辰与道教玉帝生辰同日，都定于农历正月初九(卷1)，而众所周知，泰伯究竟生于何时，早已是无从稽考之事，此为融合例证之一；其二，道士自明弘治年间起直至民国，一直任泰伯庙住持。这些道士不仅负责祠庙日常祭祀活动，而且具有捉鬼的无穷法力，早在清乾隆年间，梅里泰伯庙道士就因擅长捉鬼远近闻名。道士捉鬼，这一行为明显是对儒家“敬鬼神而远之”原则的违背，可它却在梅里的泰伯庙中延续了几百年，这反映了民间信仰中儒家文化与道教文化的相互融合，甚至可以说，在捉鬼这一问题上，儒对道做出了妥协和让步。
有关神灵儒家化过程中，儒家文化与道教文化相互吸收和融合的现象，也可以从其他地区民间信仰的个案研究中得到佐证。笔者认为悠远的先祖崇拜是泰伯信仰中儒道结合的纽带，吴人对先祖的崇敬之情使他们不仅愿意赋予泰伯强大的神力，而且倍加推崇他高尚的道德。
2 儒家化与乡土观念相结合
明清时期是无锡商品经济发展迅速的时期，明末无锡的米市早已远近闻名。清雍正年间，无锡划为无锡、金匮二县，也正反映了无锡地区经济发展、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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